人力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职业技术教育在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制造业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年两会，许多代表委员为职业技术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一问：产教融合“两张皮”如何破？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等产教融合政策接续出台，产教融合从政策上来说迎来春天，但是在具体落实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校企‘作而不合’、产教‘合而不融’的问题仍然存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确要求，但产与教、校与企并没有真正走到一起，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

“各地在政策执行上是不均衡的。”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存在政策配套实施细则缺失，重出台、轻执行，各部门综合协同参与不足、行动滞后等现象，对已经入库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来说，在税费减免、财政拨款、优惠利率等方面还缺少配套的落地政策，导致企业在具体申请时遇到困难，产教融合面临着“学校热、企业不热，中央热、地方不热”的问题。

究其原因，许玲认为，产教融合相关政策的执行落地需要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人社部门、税务部门、相关企业等密切合作才能完成，因此政策落地实施的难度比较大。

葛道凯分析说，从管理体制上来说，主要还是统筹不够，学历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分别由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管辖，产教融合的牵头单位是发展改革委，而企业则是在多个不同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内。不同行政部门掌握的职业教育资源并未得到很好地统筹，影响了办学资源的使用效果和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

“希望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葛道凯建议，出台《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校企合作条例》，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这样可以从制度层面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同时，建议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局，统筹管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并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学校、专业、课程等建设标准，完善教学、实习实训和学徒制培养等的基本规范。

“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成效监测是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需要，2022年第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将完成，具体落实情况怎么样，国家需要心里有底。”许玲说。

针对产教融合中多部门统筹难度大、政策执行不均衡的问题，许玲建议建立“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监测体系”，培育或遴选独立的社会第三方组织，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落地情况的专业性监测，明确行政部门、立法机关、行业协会、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相关组织机构作为产教融合政策监测体系的参与单位，并赋予相应的职责和权力，监测对象为职业学校（包含技工类院校）、产教融合型企业、相关参与产教融合的政府部门，监测结果纳入省级政府领导班子考核。

二问：职教本科如何稳步推进？

把职业教育推进到本科层次，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2019年以来，教育部已经批准了22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试点。今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职教本科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虽然开展了本科职业教育试点工作，本科职业院校的数量也在增加，但进展相对缓慢。”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修松认为，从纵向来看，目前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瓶颈主要在本科层次。本科职业教育作为整个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口，要进一步加强系统规划。

对此，李修松建议，加快出台“职教高考”制度。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同等的一种类型教育，职业高校应当有其特定的入学标准和人才选拔方式。继续将其纳入普通高考，成为普通高校落榜考生的收容学校，是极不利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工程技术实训中心主任王红军认为，需尽快出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位管理及授予办法、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及相关专业教学标准等。参照普通本科高校“双一流”、高职“双高计划”模式，将本科职业教育试点纳入国家层面高校建设计划统筹考虑。

当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中，有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联合培养模式，有教育部升格的一批民办高职院校，有独立学院与职业院校合并为职业大学的探索。

“寄托于独立学院转设，没有把高职直接升本作为一个主渠道，立足点有偏颇。”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建议，将2019年教育部遴选的56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升格为职业大学，作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进一步扩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郑亚莉认为，这批学校类型特色鲜明，学校办学基础扎实，在技术技能积累、教育教学改革、职业技能大赛等方面代表了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高水平，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李修松也建议，综合考虑高职院校的发展需要和办学质量，有计划、分批次、分地区升格一批国家示范高职或骨干高职院校，授予这些学校和部分优势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权，与地方应用型本科大学一起试办职教本科教育。

立法修订也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目前的《职业教育法》是25年前制定的，并未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19年公布的《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有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相关表述。郑亚莉建议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提供法律依据。

三问：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短板如何补？

今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分别提出“加大涉农高校、涉农职业院校、涉农学科专业建设力度”，“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今年两会，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加快补齐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短板。

“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存在涉农专业招生困难、办学困难、教师不足等问题，农村职业学校存在非农化倾向。”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说。

朱晓进建议，将涉农职业教育纳入各省份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常规工作，增设由分管领导负责，由教育、人社、农业、财政、民政等部门组成的涉农职业教育工作小组，推进规划布局实施。同时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高度出发，由省级财政设立专项基金，扶持农村职业教育，提高生均经费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在调研中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主要存在投入不足、师资不足和产教融合动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导致职业院校普遍办学条件差、水平低，毕业生技能素质不高，服务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能力不强。

“中央财政设立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支持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培训少数民族群众劳动技能、推广先进适用的生产技术，同时探索设立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专项基金。”苏华说。

民进中央今年两会的提案也关注到了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问题，提案建议，大力发展初中起点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满足欠发达地区民众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推动东西部职业教育深度协作，继续加强与东部职业院校跨区域合作办学；加大欠发达地区校企合作的政策供给，支持区域大型企业兴办职业院校，允许通过多种途径拓宽筹资渠道，通过多元方式改造办学活力不足的公办职业院校。

转自：职教邦

怎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破解产与教、校与企的“两层皮”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建议，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

在葛道凯看来，产与教、校与企“两层皮”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是统筹不够，学历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分别由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管辖，产教融合的牵头单位是发改委，而企业则是在多个不同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内，不同行政部门掌握的职业教育资源并未很好地统筹使用，影响了办学资源的使用效果和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

其次是，效力不够。“教育部等六部门出台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虽然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规定了校企合作的实施主体，但总体上只是一个部门规定性文件，不属于法律法规，约束性、强制性弱，缺乏制度落实的刚性。”葛道凯表示，加上相关内涵界定、职责边界不清晰，企业参与办学的相关利益得不到财政、税收等的有效保障，校企合作“作而不合”、产教融合“合而不融”的情况仍比较普遍。

此外，保障不够。葛道凯以学徒制的实施为例分析，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分别由教育和人社两个政府部门分别推行，在推进机制、支持保障等方面缺乏统筹和协调，影响了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也限制了推进学徒制所需要的正常资金投入、财税减免等。“比如，人社部门实施的新型学徒制每位学徒享受4000元财政支持，但教育部门现代学徒制未享受到任何经费支持”。

对此，葛道凯建议，要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建议国务院尽快出台《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校企合作条例》，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从制度层面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葛道凯认为，还应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建议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局，统筹管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研究提出职业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拟定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政策以及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结构等，部署实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重大事项。同时，建立健全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由教育部牵头，会同国家人社、财政等多部门，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学校、专业、课程等建设标准，完善教学、实习实训和学徒制培养等基本规范，加强质量评价和财政税收保障机制建设。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记者 孙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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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三教”（教师、教材、教法）改革的任务。“三教”改革中，教师是根本。长期以来，职业院校循着三条路径建设师资队伍，一是增加经费投入，二是提高新教师招聘门槛，三是在职教师岗位提升，这些都是师资队伍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选项，然而，以“高质量”的标准来审视，“育人”文化的培育和强化才是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高阶的、核心的诉求。

职业教育应当培养健康、整全的“人”。当下，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等高新科技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势不可挡，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且触及了“人”自身的存在基础。同时，信息泛滥、消费主义盛行给人类千百年来奉行的价值观体系造成了严峻挑战，也给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双重改变，一面是效率、便利、舒适，另一面是懒惰、享乐、迷惑、无意义感。可以说，在当今时代，“全人”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一个整全的“人”不仅要能有效率地工作，同时应当具有很强的思考、反思、批判、洞察、创新的能力，应当敢于追求和坚持真理，应当知善行善，还应当具备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素养。

因此，新时代给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使命、新课题。但许多职业院校教师尤其是专业课教师，未能适应时代的变化，未能意识到时代变化给教育教学带来的挑战，仍然固守工作技能养成的教育观念与操作模式，紧盯技能训练，将职业教育窄化、矮化为单纯的技能训练，育人的教育观念淡薄或缺失，导致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结构缺角、成色不足。忽视职业教育的育人属性，将会导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偏失。

职业院校教师育人文化稀缺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职业院校的办学文化给教师带来了巨大影响。职业院校长期以培养中低层次的技能人才为己任，聚焦工作技能的养成，这样的办学文化是控制每一位教师缄默而强大的力量，是专业课教师教育理念产生偏失的深层根源。就教师个体而言，专业课教师专注于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教学，对学生思想品德、价值观、人格等进行教育的能力不足，而且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认为这是文化基础课教师、思政课教师承担的任务。其次，由于学生品德、价值观、人格等方面的成长难以进行量化考核，缺少对专业课教师的利益驱动。概言之，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专业课教师通常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促进学生整全发展中应扮演的角色，也缺失相关的能力，更谈不上积极投入。

培育专业课教师的育人文化绝非易事，当前可行的策略包括三点：

一是开展培训。培训是强化育人文化的切入点。对专业课教师育人知识与能力的培训不能采用知识讲授模式，而应采用案例教学模式，从实际问题出发，以案例为载体，从知、情、意、行多维度注入育人的原则和内容，做到培训内容的可知、可感、可评、可用，从而唤醒和发展教师的育人意识。另外，对职业院校的领导和有关管理人员也应进行培训。领导及管理人员是职业院校办学文化建设的“关键少数”，应通过培训强化其文化领导力，从而撬动对职业院校传统办学文化的改良。

二是优化考核方式。教师在教学中是否贯彻了育人的教育理念，虽然无法通过检查教案、抽查试卷等方式进行考核，但可以通过学校督导常态化听课的方式，现场考核并给予指导。

三是加强不同层面育人文化的互动。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主要层次，育人文化亦是如此。对于专业课教师来说，育人的信念、价值观等难以准确把握，学校可以通过有形的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建设来实现整全育人理念的具体化、形象化、人格化，包括校园环境美化、校史馆和特色博物馆建设、编撰优秀校友故事、以学生为本的制度设计等，让育人文化变得具体可感，潜移默化地培育、滋养教师的育人文化。

（作者单位系江苏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作者：赵蒙成 马雷鸣

《中国教育报》2021年03月16日第5版 版名：职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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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些词语的背后，却有着不一样的人生，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叫法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鄙视链”。

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喜欢当网红，不少人不愿意进入厂子里工作。这背后的一个巨大原因是，“网红”成为了一种“非凡”，而在厂里工作却成为了一种“平凡”。这恰恰是人们对就业形成了一个鄙视链。许多厂子招工难，大多是因为老板开出的工资低。

事实也是如此，在工厂做事，的确很难“一夜暴富”。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如今不少院校，专设为了职业技术大学，从政策上来看，职业教育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但是年轻人的心态却未必在职业教育之上。换句话说，原本发展职业教育是为了解决技术人才短缺，满足产业发展需要。

首先，在多数人的认知中，职业教育始终处在学历的下游。

很多家长和学生，甚至社会上的人在认识上，会认为孩子学习能力不强，以至于无奈地选择了职业教育。虽然当前，职业教育也设置了本科专业，甚至是本科院校。可是，对于优质生源的吸纳能力，依然无法匹敌传统的高等院校。这也就意味着很长时间，家长、学生以及社会其他人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很难改变，存在“偏见”，甚至是“鄙视”也就并不奇怪了。

其次，职业教育的就业定位，是技术人才。

然而，社会上的现象是“技术”向“管理”让位。如此，也让技术贴上了“不光荣”的标签。让人欣慰的是有些企业认识到了这一点，管理岗位的工资低于技术，但是也有些企业却并没有如此，甚至出现了谁来“管理”，就由谁来组织，管理才是“核心”的状况，也极大地伤害了“技术岗位”的薪酬和热情。对于企业而言，“管理”更应该一种“服务”岗位，让技术拥有“光荣”，技术岗位的人才，吸纳更多的人从事“技术”，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再次，职业教育的发展核心，还是“教育”。

作为职业教育应该加大投入，提升教育的质量，培养出“一流”技术人才，让学生更有竞争能力。同时也应该为技术人才开辟与“科研”人员几乎相同的晋升渠道，而这也是改变“职业教育”培养“技术工人”错误认知的重要手段。另外在生源方面，职业教育不应该是“中考”未能晋升学生的无奈选择，应该与普通院校拥有相同的招生资格，这样才能保证职业教育吸纳一定的优质生源，这也是提升自身教学水平的保障。

最后，企业应该提升技术人才的“工资待遇”。

如今很多人不愿意进入工厂，很大原因也是因为工厂中的劳动强度大，工资相对较低。因此，除了推广职业教育之外，也应该改变工厂用人的现状。也只有用人单位的转变，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回归现实，从“网红”中回归到现实生活。

因此，打破职业教育的鄙视链，才能让职业教育更好的发展。当然，对于职业教育来说，未来是可期的，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依然不少。

那么，对于马上面临高考的学生，到底会不会选择职业大学呢？尤其是那些学习成绩好，却喜爱技术的孩子，他们会怎么选择？

可能当前，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传统教育，但是笔者认为，在不久的未来，相信有更多的学生会选择职业教育。

来源|新浪网 作者 |教育思享

大力引导社会树立正确人才观，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 

人力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职业技术教育在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制造业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年两会，许多代表委员为职业技术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产教融合“两张皮”如何破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等产教融合政策接续出台，产教融合从政策上来说迎来春天，但是在具体落实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校企‘作而不合’、产教‘合而不融’的问题仍然存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确要求，但产与教、校与企并没有真正走到一起，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

“各地在政策执行上是不均衡的。”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存在政策配套实施细则缺失，重出台、轻执行，各部门综合协同参与不足、行动滞后等现象，对已经入库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来说，在税费减免、财政拨款、优惠利率等方面还缺少配套的落地政策，导致企业在具体申请时遇到困难，产教融合面临着“学校热、企业不热，中央热、地方不热”的问题。

究其原因，许玲认为，产教融合相关政策的执行落地需要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人社部门、税务部门、相关企业等密切合作才能完成，因此政策落地实施的难度比较大。

葛道凯分析说，从管理体制上来说，主要还是统筹不够，学历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分别由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管辖，产教融合的牵头单位是发展改革委，而企业则是在多个不同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内。不同行政部门掌握的职业教育资源并未得到很好地统筹，影响了办学资源的使用效果和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

“希望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葛道凯建议，出台《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校企合作条例》，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这样可以从制度层面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同时，建议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局，统筹管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并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学校、专业、课程等建设标准，完善教学、实习实训和学徒制培养等的基本规范。

职教本科如何稳步推进

把职业教育推进到本科层次，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2019年以来，教育部已经批准了22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试点。今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职教本科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虽然开展了本科职业教育试点工作，本科职业院校的数量也在增加，但进展相对缓慢。”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修松认为，从纵向来看，目前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瓶颈主要在本科层次。本科职业教育作为整个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口，要进一步加强系统规划。

对此，李修松建议，加快出台“职教高考”制度。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同等的一种类型教育，职业高校应当有其特定的入学标准和人才选拔方式。继续将其纳入普通高考，成为普通高校落榜考生的收容学校，是极不利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工程技术实训中心主任王红军认为，需尽快出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位管理及授予办法、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及相关专业教学标准等。参照普通本科高校“双一流”、高职“双高计划”模式，将本科职业教育试点纳入国家层面高校建设计划统筹考虑。

“寄托于独立学院转设，没有把高职直接升本作为一个主渠道，立足点有偏颇。”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建议，将2019年教育部遴选的56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升格为职业大学，作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进一步扩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郑亚莉认为，这批学校类型特色鲜明，学校办学基础扎实，在技术技能积累、教育教学改革、职业技能大赛等方面代表了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高水平，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李修松也建议，综合考虑高职院校的发展需要和办学质量，有计划、分批次、分地区升格一批国家示范高职或骨干高职院校，授予这些学校和部分优势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权，与地方应用型本科大学一起试办职教本科教育。

立法修订也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目前的《职业教育法》是25年前制定的，并未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19年公布的《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有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相关表述。郑亚莉建议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提供法律依据。

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短板如何补

今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分别提出“加大涉农高校、涉农职业院校、涉农学科专业建设力度”，“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今年两会，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加快补齐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短板。

“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存在涉农专业招生困难、办学困难、教师不足等问题，农村职业学校存在非农化倾向。”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说。

朱晓进建议，将涉农职业教育纳入各省份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常规工作，增设由分管领导负责，由教育、人社、农业、财政、民政等部门组成的涉农职业教育工作小组，推进规划布局实施。同时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高度出发，由省级财政设立专项基金，扶持农村职业教育，提高生均经费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在调研中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主要存在投入不足、师资不足和产教融合动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导致职业院校普遍办学条件差、水平低，毕业生技能素质不高，服务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能力不强。

“中央财政设立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支持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培训少数民族群众劳动技能、推广先进适用的生产技术，同时探索设立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专项基金。”苏华说。

民进中央今年两会的提案也关注到了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问题，提案建议，大力发展初中起点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满足欠发达地区民众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推动东西部职业教育深度协作，继续加强与东部职业院校跨区域合作办学；加大欠发达地区校企合作的政策供给，支持区域大型企业兴办职业院校，允许通过多种途径拓宽筹资渠道，通过多元方式改造办学活力不足的公办职业院校。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2021年重点工作时指出，要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

谈及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浙江省中华职教社副主任郑亚莉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最紧密的类型教育，加快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适应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职业教育的迫切要求，更是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激发职业院校办学活力的重要突破口。

随着政策的不断出台，我国在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方面已经有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并在逐步推进和落实，在实践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试点。但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工作仍有待突破，政策有待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郑亚莉在调研中发现，在地方实践中，探索了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4+0”联合培养模式，推进了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联合“3+2”人才培养模式，教育部升格了一批民办高职院校为职业大学，部分省市进行了独立学院与职业院校合并为职业大学的探索。

但是，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联合培养的主导权仍是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没有学历和学位授予权，民办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在以公办为主的职业院校群体中代表性不够，而独立学院与职业院校合并组建职业大学的经验也难以推广。

“职业院校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各地选择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建议教育主管部门总结现有各类试点经验，统一思想，理顺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与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在管理本科职业院校的管理权限，明确专科学校升格是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郑亚莉说。

在郑亚莉看来，现行的《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已有25年，面对职业教育改革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现在迫切需要修订《职业教育法》。她建议，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包括专科、本科等的学历体系，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提供法律依据，扫清法律障碍。

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明确指出，“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试办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她建议，将2019年教育部遴选的56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升格为职业大学，作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进一步扩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试点工作。

郑亚莉认为，一方面，这批学校类型特色鲜明。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高水平高职院校能够聚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能够培养一批产业急需、技艺高超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另一方面，这批学校办学基础扎实。院校在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职发展进程中，涌现了一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典型案例，形成了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的标志性成果，特别是技术技能积累、教育教学改革、职业技能大赛等方面代表了我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高水平，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推动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基本建立，职业教育的地位、规模和质量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中职通往高职、职教本科的升学之路已经顺利畅通。

如何建设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体系，充分发挥职业教育高考和职业教育专升本这个指挥棒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教师禹诚表示，目前，各省的职教高考存在一定差别，且不能跨省录取。据了解，很多地区的中职学校毕业生的升学比例占到90%以上。家长和学生选择中职不仅首先考虑升学，更是把升入本科院校作为主要目标。受此影响，部分中职学校逐步将升本率作为衡量办学水平、教学质量的标准，作为招生宣传、学校竞争的手段。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现状越来越普教化、应试化。

另一方面，部分优秀的高职学生想继续升学，面临考试却是传统的专升本考试。依然以高数、英语这些文化基础课为主，专业基础课为辅，和专业技能关系不大，使得一些高职学生为了升本考试，放弃了专业学习，陷入应试刷题怪圈，从而导致高职教育也偏离了职教特色。

禹诚建议，为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应及时出台职业教育高考及职业教育专升本考试指导性文件。并对指导性文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职教高考将文化课考试改为水平测试，作为基本门槛条件，不计入总分，且可以有多次参考机会。选考1+X门专业课或技能课作为考试科目，择优录取。专业及专业技能考试设置不同的菜单或模块，尽可能覆盖该专业的全部内容，也可采取每年从全部菜单或模块中随机抽取几个作为考试内容的形式，尽量避免考试科目、内容固化，学校为考而教，学生为考而学。

2、设计专门的职教专升本考试科目和形式。将通识课水平测试作为专升本的基本门槛条件，但不计入总分，且可以有多次参考机会。选考1+X门专业课或技能课作为专升本考试科目，择优录取。

3、加大对教学计划的检查力度，规范职教办学行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人们更加重视健康，中医药职业教育也迎来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发展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司富春就加快推进中医药职业教育发展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中医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议教育部、全国中医药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有关单位牵头组织专家团队，针对中医药职业教育中的重点问题，全面、客观地制定具有中国特色高水平的中医药职业教育发展规划。

二是突出特色办学，创新中医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以结果导向教育理念为指导，通过专业建设与健康服务业对接、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对接、学校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接、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发展等方式突出中医药职业教育办学特色、专业发展特色、社会服务特色。

三是优化专业布局，促进中医药职业教育与健康服务业发展同频共振。聚焦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需求，构建常态化的专业跟随产业发展调整机制，促进学校专业与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同频共振，不断完善与中医药健康服务特色产业集群相适应的专业布局。

四是加强中医药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对标国家制定的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专业标准体系，将专业标准作为中医药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依据，推动中医药职业教育教师管理过程科学化。

新年伊始，为进一步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凝聚力量，吹响“十四五”新征程的进军号角，推动学校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2月28日，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召开新学期中层干部扩大会议，对2021年重点任务进行部署，提出新的发展任务，发展目标，学校要立足广州，面向广东，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适应珠三角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努力建设“省内标杆，国内一流”的高水平本科院校。校长李国年，党委书记胡庭胜，常务副校长马燕霞，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岳增玲，副校长岳国善、曹文文以及全校中层干部参加会议。会议由李国年主持。

学校发展成绩斐然

3月6日下午，黑龙江团召开小组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花园小学校长曹永鸣代表建议，通过对教师工资免税，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

她同时建议，加大对义务教育在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保有中小学标准体育运动场地设施。

关于提高教师待遇问题，已经引起了教育部的关注。

不久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各地要继续重视“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这一目标的实现，对落实“不低于”不到位的将严肃追责问责。

2018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指出，完善中小学教师待遇保障机制。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统筹考虑当地公务员实际收入水平，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完善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有效体现教师工作量和工作绩效，绩效工资分配向班主任和特殊教育教师倾斜。实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的地区，根据实际实施相应的校长收入分配办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同时指出，大力提升乡村教师待遇。深入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关心乡村教师生活。认真落实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等政策，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依据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实行差别化补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提高补助标准，努力惠及更多乡村教师。加强乡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教师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让乡村教师住有所居。拿出务实举措，帮助乡村青年教师解决困难，关心乡村青年教师工作生活，巩固乡村青年教师队伍。在培训、职称评聘、表彰奖励等方面向乡村青年教师倾斜，优化乡村青年教师发展环境，加快乡村青年教师成长步伐。为乡村教师配备相应设施，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在税收问题上，全国人大代表方同华建议，加强促进中药种植发展的平台建设，出台产地加工政策，黑龙江和西部地区要享受一样的15%所得税政策。（文/索寒雪）

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