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当前职业教育政策要点的重中之重。自2010年被正式写入国务院文件以来，国家密集出台相关文件，一系列举措顺势而出；各级部门设计多项行动，全力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向纵深发展。

从教育内部总结，职业教育产教良性互促，校企协同育人结出了丰硕成果——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产教融合，在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共同育人、合作研究、共建机构、共享资源”为旨归的校企合作，在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改革方面贡献了职教方案。

从行业的角度，“在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的教育总纲下，梳理行业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贡献，在对接产业发展需求，统筹职业教育行业规划；规范专业建设，制定职业教育教学标准；评价行业人才，评估职业教育教育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行业作用。

集中表现在政府引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特征模式构建：

——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组织机构日益健全，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行业门类的56个行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覆盖了95%的中高职专业设置，形成了政、行、企、校合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大格局。

——企校合作形式日趋丰富，组建了1400多个职教集团，覆盖面愈发广泛，90%的高职和70%的中职学校参与了集团化办学；2014年，2017年教育部分两批布局了364个现代学徒制试点，其中共有行业组织17家，试点企业13家。

——行业指导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自2010年以来，仅产教对话活动就举办了70多次，并通过不同行业分类制订专项政策，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合作育人、共赢发展。

——行业企业联合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步伐日渐加快。在行业企业的积极推动与参与下，包括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等在内的一整套教育教学标准于2017年集中展示。

然而，产教融合如何融？校企合作怎么合？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关键命题。

一项制度——顶层规划，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走入新时代

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至今，8年有期。面对“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众多利好政策，行业管理部门不同，行政权力与责任担当不尽平衡，政府购买服务也难落实，这些因素都对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因此，担起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支持职业教育健康发展之重任，我们既不能局限在教育本身自娱自乐，更不能框限于院校内部固步自封。从教育外部观察，书写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奋进之笔，需要在更广泛的行业、企业、社会间广集众智、广泛实践，并广而告之。

从1996年《职业教育法》规定提出职业教育“应当实行产教结合”，到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职业教育领域一直在进行着校企合作体制、机制，以及合作模式的探索。

2008年，宁波在全国率先制定了以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性法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此后几年间，河南、广西、湖南、山东等地相继出台此类地方性 “促进办法” “促进意见”等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为建立政府引导、校企互动、行业协调的校企合作长效运行机制提供了保障。

改革开放进入第40个年头，梳理新时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政策，可以看出，2017年底，国办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和今年初教育部等六部委印发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办法》，不但赋予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代意义，而且，在具体任务、要求和方式措施等方面也有了更加清晰的阐述与要求。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总体要求：产教融合、特色办学。突出职业院校办学特色，强化校企协同育人。明确目标任务：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同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包含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基本要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而“坚持产教融合发展”“推动职业教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总体要求，则明确作为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2017年，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落实十九大精神的第一个落地文件，国办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教育改革和人才资源开发的基本制度安排，从以往更多强调学校的责任和作用，转向将企业作为产教融合的重要主体，而突出强调发挥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发挥企业在育人中的重要主体作用。更加聚焦于产教融合的深化，以及协同体系和合作机制的建设。

2018年，中办国办《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对人才评价提出“以职业属性和岗位要求为基础，实行分类评价”，这将会对“应用型、实践性强的人才评价”更趋科学合理。《意见》的出台将会充分发挥评价的正向激励作用，伴随着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全面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将有力推进技能型人才评价机制改革。

同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技能培训是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缓解技能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根本举措。特别强调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支持企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全面加强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一个组织——推进校企合作的新标志

组织机构的建立与健全，将行业的教育主体职能与职业教育拉得更近，有利于校企合作的有效推进。这既是职业教育题中之义，更是行业发展战略所需；既是教育与产业的利益共同体，更是人才成长与社会进步的命运共同体。伴随着国家建设与发展进入新时代，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殊相同修，互促互进，参与指导的力度也有了里程碑式的新标志。

作为新时代推进校企合作的重要标志之一，在2010年组建、2012年换届的基础上，2015年行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换届重组，进一步突出了行业作为职业教育参与方的主体作用。这既是落实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又是加强行业指导、评价和服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举措。

新组行指委在原有指导教育教学的基础上，赋予行业企业新时代的功能与责任：

——分析研究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分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职业岗位变化和人才需求的影响；

——指导推进相关院校与企业合作，实施校企一体化，组建行业职业教育集团；

——指导推进本行业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践，推进院校相关专业实施“双证书”制度；

——研究本行业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基本要求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方法，对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制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提出建议；

——参与本行业职业教育教学基本文件、专业教学标准、实训教学仪器设备配备标准和教学评估标准及方案制定工作，等等。

行业作为实施教育的主体之一，作为指导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组织，这些功能与责任回应了职业教育的本质需求，契合了需求侧的发展要求。

一种责任——从解读思考政策，到躬身实践探索

很多行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利好，但从世界范围观察，终究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这个人才当然包括技能人才。在德国曾有说“为保持经济竞争力，德国需要的不是更多博士，而是更多技师”。他们以精湛的技术创造了享誉世界的德国制造。而这样的人才，无一不是在法律框架支持下的企业培养。同样，在我国，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行业企业深度思考、解读国家政策，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正以更宽广的发展眼光与责任担当，洞察发展大势，探寻融合路径。

——石化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产品渗透在95%以上的工业领域。面对不断加大的行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力度，越来越多地依赖人力资源提级换代，人才，越来越成为激烈场竞争中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提升职业教育支撑产业发展能力，2015年，结合行业发展规划，石化行业联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石油和化工行业现代职业教育的指导意见》，对行业职业教育进行顶层设计。就激发办学活力、提高培养质量、完善保障措施提出19项政策措施。对照意见要求，“渤化职业教育集团”应运而生。围绕总体目标，集团实行教育先行、人才优先战略。将教育与经济、党建、科技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将行业教育资源和教育布局统一整合、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从集团内部完善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了教育与行业深度融合。

——同样，在交通行业，交通运输部联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交通运输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在卫生行业，起草了《关于深化医教协同产教融合 加快推进卫生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国家旅游局推出《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旅游职业教育的指导意见》；民航局发布《民航教育培训“十三五”规划》……还有近60个行业发布了行业人才需求预测与专业设置指导报告，13个行业发布了职业教育年度报告，等等。

这一切表明，在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时代，院校与行业、企业任何一个部门都再难以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和独立的存在权，需要在广泛的联合中彼此互信互重，互促互进，需要在服务经济发展与服务人的进步中找到结合点，在实现行业发展与促进院校进步中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一个定位——服务院校发展，发挥行业资源对接的桥梁作用

在第四个职业教育活动周——“职教改革四十年，产教融合育工匠”的大背景下，总结梳理行业对于职业教育的贡献，最终的分析判断需要落脚于人才培养能力与内涵水平提升上。

教育部行指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国川介绍：在参与标准体系建设、指导示范专业点建设等方面行业发挥了主导作用。各行指委承担了教育部委托的高职专业教学标准修（制）订、中职专业目录修（制）订、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行业人才需求预测与专业设置指导报告和行业主管部门委托的职业标准研制等标准体系建设工作。高职专业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仪器设备装备规范等从无到有，中职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发布与修订，逐步形成了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的机制。

石化行指委分别于2014年2017年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企业人力资源状况及需求调查，同时对全国开设石油和化工相关专业的1 200余个职业教育办学点进行数据分析和200余所院校抽样调查，深入了解行业技能人才供需状况、办学情况、数量供给、层次结构、培养质量、专业布局和培训能力，为职业院校调整专业、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把脉问诊。

在服务能力提升方面，电子商务作为一个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行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合作范例。在人才供需中，行业既不是直接用人方，也不是直接培养方。那么，行业的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应如何定位？着力点在哪里？如何发力？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陆春阳这样认为，定位行业发挥教学指导作用，应该是：“信息源、资源库、助推器、晴雨表”——及时深入地了解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的需求信息，发挥资源对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将行业企业的技术技能积累持续转化成优质教学资源；引入院校无法直接获取的资源，助推院校各项改革；主导第三方开展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评价。

这个定位，也就指明了行业组织的一个着力点——构建行业技术技能体系，持续将行业企业技术技能积累转化成优质教学资源，从供给侧支撑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然而，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行业应如何发力？如何让有限的资源和资金发挥倍增效益？他们的探索是：以实际任务形成行业指导机制、以实际任务提升行业指导能力。

他们用7年的时间，逐步形成了一个闭环的行业技术技能积累体系。建成了行业人才需求预测平台，形成了人才培养结构优化研究机制、教学标准开发机制、教学指南开发机制、课程开发机制，正在探索技能联考机制。特别是利用数据技术构建的人才需求预测平台，可以适时反映每一个城市的人才需求数量、结构和薪资等数据。这对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需求分析预测，具有现实且积极意义。

具有显著行业性、代表性和鲜明农业特色的中国农业现代职教集团运行模式，是行业指导职业教育发展的特色代表。它以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隆平高科为牵头单位，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校企共育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打造农业技术研发中心、促进产学研融合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实践借鉴。

一种担当——服务国家需求，行业企业主动作为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一方面旨在产教联手“构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旨在校企携手探索校企“双主体”育人模式。通过校企之间的有效机制保障，构筑校企心相连、利相通的发展命运共同体。而担当，就是实现心相连、利相通的共性旅程。

服务中国制造2025，实施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增强人才有效供给能力；服务脱贫攻坚，以教育促产业、以产业助脱贫，实现“造血式”扶贫。这是新时代职业教育实现新作为的责任。

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从产业角度分析，“中国的产业价值链已经迈向中高端，教育必须随之转型。”2015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配套的“1+X”文件体系，着重强调了需要在基础保障方面扎实推进——“中国制造要提质升级，最重要的是依靠‘人’”。因而，也就有了《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的研究制订。这项工作，机械、工信等行业直接参与，紧紧围绕建设制造强国战略需要制定人才发展规划，确定了“十三五”时期打造先进制造业人才队伍的7项重点任务。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需要能够担当建设制造强国使命的技术技能人才。对此，全国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陈晓明认为，“这种人才，必须是产教融合生态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人才”。这就需要“与经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与产业界一道共同建设新的专业、标准和机制，真正让《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发展方针和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进入课堂” 。

如何使行业需求进入职业教育？如何把人才培养落在需求前端？

机械行指委坚持按照“需求导向，价值服务”的产教协调发展规律，组织开展行业人才需求预测和系列产教对话活动，促进产与教、校与企“相识相知”，夯实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基础，牵头实施“服务 《中国制造2025》人才培养创新行动计划、服务《中国制造2025》重点观测专业建设” 等特色项目，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鲜明制造业特色的国家高水平职业院校、骨干专业和产教协同创新基地，加快推进《指南》各项规划任务落地。通过发布人才需求趋势分析报告、重点观测专业目录、设置监测指标、评价专业建设情况等，发挥企业在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搭建校企合作育人的资源平台；将企业核心技术标准和职业素养要素融入专业标准，引导职业院校专业建设更加精准、有效对接产业人才需求，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行业骨干企业中建立职业院校教师实践基地，主动推进学校教育对接企业需求，渗透企业优秀文化和发展理念，打造具有企业专业实践能力的教师队伍。

企业责任与企业形象相生共长

上汽通用汽车公司则主动发挥企业优势，以“实现社会责任最大化”为己任，牵头组建由100所职业院校和488家经销商加盟的校企联盟体系,在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支持国内职业教育发展。他们与教育部合作的校企合作项目已经进入第13个年头。十多年来，通过构建多方参与的校企合作机制，以企业化标准开展校企合作项目，以真实的岗位要求为依据，系统开发专业人才培养技术技能标准。共同培养了14000余名汽修技师，其中24%已成为各自企业的技术骨干。合作院校学生平均就业率从78%上升为92%，就业1年后的平均在岗留存率也从43%上升到72%。利用企业自身影响力，拉动各方资源，构建了“政府支持、企业主导、多方参与”的校企联盟人才培养新机制。通过引导与沟通，带动下游经销商企业积极参与到项目中；通过开放企业核心技术资源和捐赠物资，提升院校参与校企合作的水平。实现企业的责任担当与企业形象相生共长。

企业大学与学习型企业共建共享

对化工企业来说，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始终是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位于潍坊渤海化工园区的山东默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立足当地资源，从事海洋精细化工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董事长杨树仁是一位借鉴教育理念办企业，借用企业理念办教育的企业家，在办企业和办学的交织互动中引领企业快速发展。他在探索培养模式、管理规范、搭建平台、加大内部员工培养力度的同时，吸收德国双元制经验，于2016年建立了企业自己的大学——默锐工学院。明确其使命是“用明天的技术培养今天的人才”，依托山东警安职业学校，通过校、企、实训基地合作，将理论知识、职业素养、技能实训“三元”与企业技能人才培养有机结合，为企业发展培养符合化工应急救援、安全环保、技术应用和化工专业操作需求的职业化技能人才，破解了制约企业人才供给的难题。同时，也在公司内部形成了人人是学员、人人需学习、人人要实践的良好氛围，朝向学习型企业迈进了一大步。

企业经验：服务职业教育“走出去”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聚合政策之力，设计项目、分解任务，对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制造企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46个行指委共承接了324项任务、1 774个项目，校企共建281个生产性实训基地、99个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和134个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深度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有色经验：推动教学改革和标准建设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扎实推进，沿线国家对中国职业教育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为我国高职院校和沿线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积极支持职业院校走出去，为输出中国职教方案，贡献了企业智慧。

从2015年12月，教育部批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依托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驻赞比亚企业开展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开始，至2017年组建中赞职业技术学院。两年间，伴随企业的“走出去”，借助行业企业的力量，在面对“走出去”遇到的各种问题，职业院校找到了更具针对性的解决办法——统筹协调机制。一是有色行指委作为牵头机构，统筹海外办学标准制定和研究，协调相关院校整体推进。二是整合不同国家教学和生产标准。行指委牵头将涉及众多相关生产、环保等现行强制性标准与规范要求融入中赞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标准，从而影响当地标准制定和运行。三是提高标准国际化水平。有色金属行业企业开展国际合作的“一带一路”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大多没有国家级的教学标准。行指委逐步输出中国职业教育教学标准，为世界贡献中国职教方案，为中国职教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贡献力量。

分析有色行业相关企业与院校联合“走出去”的实践，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副总经理宋凯介绍，近3年来，有色行业探索在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内部政策完善、促进商务部援外项目改革、助力国有企业改革，以及企业海外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突破进展。特别是试点工作在推进政策完善中，开展了许多有益探索，这是试点项目的真正意义所在。

电商经验：整合政校企优质资源助力教育精准扶贫

全国电商行指委积极响应国家“教育脱贫攻坚”政策方针，发挥院校资源，整合企业技术优势，为我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扶贫贡献力量。

2016年9月，为响应国家“教育脱贫攻坚”战略要求，在电商行指委指导下，北京市商业学校发挥电子商务专业资源优势，深入推进对云南保山市的教育“精准扶贫 ”工作，以真实项目运营为载体，共同开发适合保山农产品销售和玉石商品销售的电子商务创业实践。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为保山地区培养了电子商务专业化人才，促进保山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创新了中职创业教育实践教学形式，提升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水平。

2016年9月，在电商行指委指导下，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博导前程信息公司深入国家级贫困县，详细了解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村容村貌、农村电商发展、人才与劳动力情况、电商上下游配套产业发展等，通过整合政、校、企优质行业资源，随后启动“兰博善诚行动”在线农副产品公益认购平台，实现贫困农民的科学脱贫，助力精准扶贫和产业扶贫。

一个指向——服务教育内涵提升，服务人的终身发展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愈向纵深推进，愈呈现一个显著特点：服务教育内涵提升，服务人的终身发展。在梳理行业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贡献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每年一度，10年不断的技能大赛。技能大赛总决赛覆盖了全国，以及来自海外的近9万名学生。行业企业的深度参与，使得大赛快速响应国家需求，注重与产教融合的特色愈发突出。

至2018年第十一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从最早的教育部门一家一地举办，到如今35个单位主办、1个主赛区和22个分赛区共同承办；从最早为赛而练、应赛而教的锦标主义，发展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建的职教嘉年华。由于行业企业的深度参与，使得大赛的赛项设计项目数量一年比一年多，涵盖面一年比一年大，与产业企业的衔接一年比一年紧密。例如，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当年，在赛项设置上就突出了“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飞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云计算技术与应用”“4G全网建设技术”等对接先进制造业，紧贴“互联网+”新业态发展等的行业发展赛项。       

行业企业的深度参与，使得行业发展与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相近相长。通过大赛，院校准确把握产业、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带动了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支撑了对应产业的发展，实现了产教共赢。以大赛为依托，众多企业主动与院校合作，将企业标准、企业文化引入赛项，引入专业教学改革，实现了大赛成果的转化，有力推动了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行业企业的深度参与，规范了职业教育的办赛标准和相关教学仪器设备配备标准。中职汽车运用与维修技能大赛，12年来，大赛签约企业从最初的两三家，发展到今天包括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厂商在内的企业群，因大赛引领，从设备捐赠、课程开发、师资培训、教材编写、共建实训基地等多方面开展合作，避免了为赛而来的单一合作模式。该赛事使用的教学仪器设备标准，成为教育部部颁标准的示范，比赛的作业流程和工艺操作标准，成为交通运输部组织起草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的重要参照，甚至比赛场地及合作厂商的施工要求也制定了相应标准。这些标准的制定和推广，对于汽修职业教育的标准化建设做出了企业贡献，使得产教融合有了“标准”的切入点。

2018年高职组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赛项，部委紧密合作、行业深度参与，抓住了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发展，急需大量专业技术人才的契机，通过大赛，使得职业教育与企业实际业务发展接轨，设备在满足技术先进、功能全面的同时，体现了行业发展趋势，对全国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和教学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22岁的杨金龙，是杭州技师学院最年轻的教师，因在校期间连续获得浙江省、全国职业院校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车身涂装一等奖和二等奖，而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了2015年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并为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他本人也被破格聘为杭州技师学院教师，并享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待遇，浙江省人社厅还为他设立了“杨金龙技能大师工作室”，既传授匠人的技能绝活，又传承大师的工匠精神，更鼓舞和激励学生练技能、强本领，实现人生梦想。

大赛的历练，使选手们具备了工匠的精细；透过大赛，我们更看到了新时代，技能青年有担当、练本领的时代风尚。

国赛对接世赛，给学生创造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促使大赛成果有效转化。正如吕景泉教授所言：“国赛与世赛的宗旨是一致的，都是通过成员间的交流，促进青年人与培训师职业技能水平的提高，在世界范围内宣传技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鼓励青年人投身技能事业”。

从这个角度上讲，在大赛的平台上，这些未来的技能大师们，不仅获得了专门技能，更开阔了专业视野，锤炼了意志品质。这一切，都洋溢在选手们纯真的笑脸上。

大赛引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此为例。但行业贡献教育的终极指向，是服务教育内涵提升，服务人的终身发展。

一种期待——正视行业、企业作用，全面长期主动作为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需要双主体相向而行。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我们拥有了好的政策环境和组织环境，我们有了众多主动作为、主动担当的行业企业。制度框架已经搭建，组织作用开始显现；行业责任逐步落实，行业定位更加明确；服务需求、担当重任，发展指向更加精准。

然而，能否在国家政策的框架下，拥有一个更加统一高效的运行环境，是眼下行业企业能否对教育全面长期主动作为、担负主体责任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政策能否落地执行的重要观察点。

进一步落实企业责任，陈晓明认为：仍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一要构建多方协同的新机制，缓解各主管部门间、体系要素间认识上的不平衡，加快形成合力。二是正视行业、企业作用发挥不充分的深层缘由，才能够填平上层理念与基层实践之间的错位，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合”思想真正成为长期主导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行动导向。三要聚焦价值贡献力，加强体系要素间交互协同的正面引导，平衡企业、学校、行业，以及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之间的价值关系。

栾学钢认为：目前主动作为的企业仍是少数，反映出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差距。所以有实力的企业要自己办学，有思想的企业家更渴望自己办学。2011年，中国化工教育协会代表石化行业加入了国家开放大学（行业）支持联盟，签署了《国家开放大学与中国化工教育协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利用行业引导企业人力资源发展的优势和石化行指委的指导服务职能，建设国家开放大学石化行业学院，实际上就是通过石化行业学院的主动作为，将基础技术知识教育与专业技术技能的培训融合在一起，发挥企业和院校两个积极性的有益尝试。

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双主体育人，是行业企业一种责任一种担当，更是教育的一种现实需求一种未来指向。进入新时代，放眼新未来，双主体既已有条件，就更有必要把步子迈得更坚实、更快捷，尤其期盼全行业、众企业的主动作为来得更早一些、贡献更大一些。

社会服务，高职责无旁贷不可替代

——访高职质量年报主编、上海市教科院高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树超

　　记者：高职质量年报面向社会发布今年已是第七年，您怎样看待年报这些年所起的作用？

　　马树超：高职质量年报发布七年来，首先，大家初步形成了高职教育五维质量观的共识，就是年报中的五个一级指标——学生成长成才、学校办学实力、政策发展环境、国际影响力和服务贡献力。其次，高职质量年报受到社会和高职院校的重视，发行量逐年提高。再其次，高职质量年报得到了教育部领导和国务院领导的认可。2012年，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对高职质量年报做出长段批示、高度评价。此后，201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做出批示，肯定高职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显著。2017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出重要批示，肯定高职院校对促进就业创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并要求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给予更多的支持。

　　记者：今年的高职质量年报有哪些特点？

　　马树超：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在先后发布高职院校“服务贡献50强”“国际影响力50强”的基础上，今年新增“教学资源50强”。

　　第二个特点是，高职质量年报在一贯重视五个一级指标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服务贡献。这一点也体现在年报的篇幅上，年报共有70多页，学生发展和服务贡献所占篇幅最多，都达到15页。学生发展是根本质量，每年所花笔墨最多，而今年服务贡献也达到了和学生发展同样的篇幅。而且，三个50强，我们第一个评的就是“服务贡献50强”。为什么这么重视服务贡献呢？因为它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基础。没有较强的服务贡献能力，院校就很难做大职业培训；没有较强的服务贡献能力，院校更难以吸引企业参与高职的专业教学改革。更为重要的是，面向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职院校责无旁贷，高职教育不可替代。

　　第三个特点是，今年的高职质量年报更加重视从第三方视角来评价高职教育质量，更加客观地呈现存在的问题。年报中共有27处指出高职院校质量建设方面的问题，并且提供了8张表格，让读者有机会看到各省高职院校在质量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记者：您说的第一个特点中，三个50强评选的指标是如何设计的？

　　马树超：这些指标的选择有两个重要依据，一是我们接受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的委托，因此指标设计要引导院校凝聚高职教育质量共识；二是按照国家对高职教育要坚持“服务发展、促进就业”办学方向和“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改革要求，指标具有引领性。所以，我们邀请校联会主席和教育部职成司领导担任策划者。在设计指标时，我们除了考虑是否可测量、是否可信任外，还需要考虑简约性和引导性，我们会放弃一些学校教育常规性的统计指标，重视增加一些对于深化产教融合效能评价具有探索意义的指标，强化评价与测量指标的引导作用。

　　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年有一个做法与往年不同，三个50强的榜单，4月份曾在网上公示。为什么这样做？最终的名单和公示有出入吗？

　　马树超：今年4月份，高职质量年报编委会在校长联席会议的要求下，对经过数据模型测算有可能进入50强的院校数据进行了公示。这是第一次面向社会进行公示，既提高了指标的透明度，也希望增强高职院校的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公示过程中，有个别院校因为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受到质疑，也有院校因为院校长未做数据和报告真实性承诺，而被取消了最终入选50强的资格。

　　记者：仅靠院校的真实性承诺能够确保数据的真实和准确吗？还有其他核实数据真实性的手段吗？

　　马树超：关于数据真实性，显然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它的真实性声明。现在是大数据时代，网上有各种数据，我们也有数据平台，这些数据都要能互相佐证的。比如，一个学校的科研经费达到8000万元，但我们打开这个学校的网页一看，既没有科研处机构设置，也没有科研开发与技术服务项目的新闻内容，那这个8000万元很可能是误填误报，例如小数点往右边点错位置。对于数据有假的学校我们一票否决，不愿意进行真实性承诺的也是一票否决。

　　记者：关于您说的第二个特点，可否请您进一步阐释一下高职院校的责无旁贷和高职教育的不可替代？

　　马树超：从高职质量年报中可以看出，高职院校服务脱贫攻坚呈现了新格局。第一个新格局是，高职教育服务脱贫攻坚呈现出“跨省互助+省内自助”的全新态势，通过院校联办专业，高职帮扶中职，帮助中职开展延伸服务；第二个新格局是，高职院校精准教育扶贫形成“专业支撑+产业扶贫”的基本模式；第三个新格局是，高职教育扶贫显示“贴身帮扶+就业扶贫”的独特优势，全国近1/4的高职院校分布在教育扶贫工程区域，2017年共培养60万毕业生，本地就业规模超过30万人，也就是说扶贫区域的毕业生一半以上能够留在当地就业。这些重要贡献都体现着责无旁贷和不可替代。

　　此外，服务乡村振兴也形成了新的格局，第一个格局是，高职院校投入乡村振兴成为高职服务贡献的新热点；第二个格局是，技术支农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第三个格局是，校村合作、校镇合作成为城乡融合新模式。这些在本年度的质量年报中都有很多院校的案例支撑。

　　记者：高职质量年报中用了很大篇幅来介绍学校的社会服务贡献，其中就包括非学历培训。但最近在一所著名高校的毕业典礼上，一位知名学者发言说，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像培训学校了，大学不是养鸡场，更不是股票交易所。对此您怎么看？

　　马树超：这位学者的发言我也注意到了。高职院校和大学有没有区别？习近平总书记说，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高职院校既要有高校的特征，又要有技术技能人才培训中心的特征；高职院校不是养鸡场，但很可能又办了养鸡场，比如农科类高职院校，他们在校园里也搞种鸡场、种猪场，更多是偏重于研发服务和人才培养研究。高职院校和大学的共性是人才培养，这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而高职教育的个性恰恰在于“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在于职业培训和技术技能开发，因此，要更多考量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脱贫攻坚。实际上，分析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共性，其优势恰恰在于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从这个角度来说，高职教育既要努力体现我国高等学校教书育人和立德树人的共性，也要体现世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共性。

教职成〔2018〕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残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残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有关精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有关精神、《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办好特殊教育，加快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加快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有利于更好满足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提升残疾人受教育的水平，促进教育公平，推进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有利于帮助残疾人提高就业创业能力，促进残疾人就业和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平等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有利于帮助贫困残疾人脱贫增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

　　近年来，我国残疾人职业教育得到较快发展，规模明显扩大，保障条件逐步得到完善。但总体来看，残疾人职业教育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办学水平偏低、师资力量薄弱、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与整体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和广大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的迫切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各地要充分认识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的重大意义，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

　　二、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不断扩大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

　　大力发展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让完成义务教育且有意愿的残疾人都能接受适合的中等职业教育。职业院校要通过随班就读、专门编班等形式，逐步扩大招收残疾学生的规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符合规定录取标准的残疾学生入学。

　　现有的残疾人职业院校要根据需求不断完善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有针对性的开设适合残疾人学习的专业，积极探索设置面向智力残疾学生、多重残疾学生的专业或方向，扩大残疾人就读专业的选择机会，为残疾人提供适合的职业教育，同步促进残疾人的康复与职业技能提升。每个省（区、市）集中力量至少办好一所面向全省招生的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

　　加快发展残疾人高等职业教育。鼓励职业院校与现有独立设置的特殊教育机构合作办学，联合招生、学分互认、课程互选，共同培养残疾学生。对于获得由教育部主办或联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以上奖项或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的残疾人以及具有高级工或技师资格（或相当职业资格）、获得县级劳动模范先进个人称号的在职在岗残疾人，经报名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实资格、高等职业院校考核公示，并在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示后，可由高等职业院校免试录取，接受高等职业教育。

　　三、改进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

　　各地要加大对残疾人职业教育的投入，在落实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的同时，适当提高接受职业教育残疾学生的生均拨款水平。要用好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就业补助资金等，支持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民个人捐资支持残疾人职业教育发展。

　　加强残疾人职业院校基础建设。招收残疾学生的职业院校应实施必要的无障碍环境改造，为残疾学生就学、生活提供便利；建立特殊教育资源教室，配备相应专业人员，适当改造校内外实习实训场所，满足残疾学生课程学习和实习实训需要。鼓励职业院校与现有独立设置的特殊教育学校共建共享实训实习和创业孵化基地。修订《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制订残疾人职业院校办学标准。

　　加大对接受职业教育残疾学生的资助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优先享受国家助学金等。各地可结合实际，为接受职业教育的残疾学生提供特殊学习用品和交通费补助等。

　　四、提高残疾人职业教育的质量

　　不断提高残疾人职业教育的质量，为残疾人提供更多个性化教育、适合的教育。

　　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残疾学生身心特点，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强残疾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职业精神的培育。

　　要加大对残疾人职业教育课程、教材建设的指导监督力度，加强残疾人职业教育教材和教学资源建设，组织开发适合残疾人的职业教育教材。鼓励职业院校开发适合残疾人职业教育的校本教材。要发挥现有残疾人职业教育机构在区域内的辐射引领作用，引导其对接收残疾学生的职业院校提供必要的业务指导和帮助。

　　各地要加强残疾人职业教育教师的培养培训，专业课教师每5年应有不少于6个月的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职业院校要遴选和安排具有特殊教育资质或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承担随班就读或特殊教育班级（专业）的教育教学工作，为残疾学生配备优质师资。

　　各地要根据实际需要，参照当地出台的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落实职业院校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所需编制，合理配备教师、生活辅导人员和相关专业人员。要落实残疾人职业教育教师工资待遇、职称评定、表彰奖励等方面的倾斜政策，切实保障从事残疾人职业教育教师的各项待遇。

　　五、加强残疾人的就业指导和援助

　　各职业院校、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要结合残疾学生特点和需求提供就业创业指导，提高残疾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开展“一对一”服务，做到不就业不脱钩。依托全国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及时发布求职和招聘信息。鼓励用人单位雇佣残疾人从事适当工作，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歧视残疾人。

　　各职业院校要积极参与政府购买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和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创建工作，针对劳动力市场需要、残疾人的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

　　六、强化残疾人职业教育的组织领导

　　加强组织保障。各地要建立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教育部门要将残疾人职业教育纳入职业教育发展的总体规划，明确目标和责任，统筹安排实施。财政部门要加大残疾人职业教育的投入，改善残疾人职业院校办学条件。残联组织要建设好现有独立设置的残疾人职业院校，继续做好残疾学生的康复训练、辅具适配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等工作。其他部门积极参与、大力支持，为残疾人职业教育事业提供便利和帮助。

　　加强宣传引导。各地要加大对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宣传力度，扩大社会影响力，为残疾人职业教育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加强督导检查。各级教育督导机构要将残疾人职业教育实施情况纳入督导范围，对残疾人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残疾人教育法律法规的执行、相关教育经费落实、管理使用等情况实施督导。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中国残联

　　2018年4月23日

第四届《中国职业教育百强》于2018年6月28日在北京大学发布，本届发布中职、高职院校共100所，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伊春林业学校等学校入选其中,四十多所院校到会领奖，同期举行“中国职业教育百强论坛”。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许可书记演讲)

　　记者了解到,《中国职业教育百强》是国内大规模、成体系针对职业教育的全国性评选活动,职业教育传播领域旗帜品牌，一到二年举办一次,前三届发布时间分别为2013年、2015年、2017年。活动由国内领先的品牌传播机构品牌时代国际传媒联合大学和媒体共同举办，旨在褒奖、传播、展示真正有品牌、有实力的职业教育机构,营造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氛围,并为广大考生报考提供指南。

(颁发奖牌)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工业化阶段所必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分组合影)

　　谈及本届评选,活动总监高广先生表示，本届发布名单更为准确,更新、细化评价指标,采用“社会知名度”、“行业认可度”、“用人单位评价”、“学生评价”四项指标,入选学校是从全国几万所中职和1388所高职中遴选出来的。名单不进行排名,全国分布,按省份推出,省内二-四个名额。

中职学校何去何从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一个急迫的问题，也是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民生问题。中职校的改革，归根到底是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的问题，而核心素养体系是近年来教育理论界热议并倡导的人才培养的结构性框架，以此为出发点求索中职校的发展出路，对于从根本上洞悉该问题的实质应有颇多启示。

“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不同时代对此有不同的回答。

当下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剧变，正全面跨入信息化、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以超乎每个人想象的速度、深度与广度改变着人类社会。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物质生产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深陷于社会道德滑坡、利益阶层固化、功利主义泛滥等泥潭之中，传统优秀文化衰退、少子化等因素叠加其上，导致我国的教育应试痼疾难除，造成学生的人文素养贫弱、价值观幼稚、社会适应力不足、实践和创新能力欠缺等严重不良后果。

为了应对日新月异的社会与经济变革，发达国家上世纪末开展了关于“核心素养”的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提出了大同小异的核心素养指标；林崇德教授领衔的课题组也于2016年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把我国学生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并细化为国家认同、理性思维等18个基本要点。

这一核心素养框架相当全面，但针对性有所欠缺。从适应信息化社会的需要来看，从匡正我国教育的严重弊端的需要看，我国学生应具备的关键性核心素养应包括以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为内核的人文素养，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审美能力、信息素养等。这些核心素养指标不仅适用于普通教育学生，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规格无疑也应向此看齐。

从核心素养的角度来看中职教育，不足相当明显。我国的中职教育一直聚焦于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并引以为豪。然而，工作能力仅仅是作为“完整全面的人”的一个要件，而且很难说是核心要素。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在论及人的本质时均首先指向价值观与品德，也重视与高尚品性密切相关的独立性、批判性、创造性思维，操作性技能不是关注的核心要素。中职教育对应的工作技能并不复杂，聚焦于相对简单的操作性技能，导致教育内容的知识深度、智力挑战性、创新性等明显不足，即中职教育的含金量不高。

更值得警醒的是，以发展操作性技能为己任导致中职教育事实上忽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文化基础类课程普遍不受重视，专业课程不涉及技能的社会意义，也不关注学生的心灵成长。偏狭的理念与培养模式造就的是“工作机器”，而不是具有丰满灵魂的完整全面的人。学生的人文素养贫乏，精神状态不佳，甚至缺失基本的是非观、审美观、道德认知等，这是公众在某种程度上对中职学生抱有偏见的关键根源。即使是中职校的教师，也普遍抱怨学生的综合素养差，为人处世、学习的态度和习惯等不尽如人意。

实际上，中职学生与普通高中学生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知识学习和考试成绩上，更体现在态度、习惯、心理素质等方面。因此，对标核心素养框架，中职校的办学理念、定位与培养过程存在偏差，很难有力地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一些人认为中职校为企业输送了大批适销对路的技能型劳动者，不可或缺。然而，由于综合素养差，企业实际上并不真心欢迎中职毕业生，招收中职生实为无奈之举。中职生匹配的岗位所要求的技能并不高深，企业不强调中职生娴熟掌握具体的工作技能，因为通过企业内训，这样的技能能够在短期内有效习得。企业更重视中职生人文性的核心素养及职业道德：积极向上、主动进取、勤奋好学、吃苦耐劳、团队合作、敬业、明理、忠诚、谦虚、担当等，而这些恰恰是许多中职生的弱项。中职生就业率高，但短期内离职率也很高，这种现象表明了企业对中职生的矛盾心态。

在工业机器人迅速推广的背景下，对中职毕业生的需求将快速减少。另一方面，行业、企业千差万别，什么样的企业需要中职生是必须认真考量的基本问题。一般而言，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服务业中大众化的企业是中职生就业的主要领域。在工业机器人的冲击下，在我国政府力促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压力下，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如果中职教育以满足这些企业的人力资源需求为目标，就会削弱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导致学生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难以适应未来社会的工作需要，而这样的图景并不遥远。

总之，中职校的未来趋势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完整全面发展，是否能培养当下和未来社会与经济发展真正需要的人才。对照核心素养框架，中职校的短板显而易见。中等职业教育应从主要面向就业的终结性教育转向职业预备教育或职业生涯教育。组织样式的改变并不是根本困难，关键的前提是必须切实确立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以核心素养的培养为旨归的理念，这是关系到中职校乃至整个中等教育体系改革的理论基石。

在社会普遍印象中，职业教育往往被视为低分教育，只有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学的孩子才会去上。与普通高中、本科教育相比，接受职业教育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然而，职业院校的就业率却高达95%以上，像旅游、幼师等专业学生，更是供不应求。专家呼吁社会：不要带“有色眼镜”看待职业教育，学生应遵循内心真实想法，将真正喜爱的专业、兴趣，发展成为之奋斗的事业。

现象：读职校得不到社会尊重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很多家长对职业院校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我不会让孩子去读职业院校，如果考得不好可以考虑再复读一年，即便多花点钱上本三也不能职业院校。”在孩子未来专业选择上，家住金山小区的尚女士态度坚决。和尚女士一样，在本次采访中，持有相同观点的家长不在少数。“总觉得读职业技术学校的是成绩不理想的学生，不愿意让孩子在这种环境下读书。”王女士坦言，“还是觉得读普通的初中、高中、大学才叫真正意义上的‘上学’”。

在多地走访后，记者发现，虽然有不少家长看好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但是愿意让孩子就读职业院校的家长寥寥可数。学校风气差、成长空间小、得不到社会尊重等成为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就读职业院校的主要原因。

调查：职校就业率高达95%

扶贫巾帼励志中专班里，每年招收上千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女孩；开在田间地头的“村官班”课堂，正在“生产”出更多带领群众致富的带头人；高星级酒店的迎宾、后厨的岗位上，忙碌的是海口旅游职业学校、海南省旅游学校、海南省商业学校的毕业生……中职就业率一直颇受传颂。海南省教育厅数据显示，近年来，海南省中职院校就业率连年超过95%，其中2015年，省中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7%。

近日，海口市第十四中学迎来了几位特别的客人，他们是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的相关领导，以及海口市第十四中学2013届毕业生易康。据十四中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是给海口市第十四中学送喜讯和汇报成绩的。易康2013年从该校初三（8）班毕业后，到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读汽车修理专业。秉承十四中学勤奋、求实、进取的理念，易康在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就读期间代表海南省参加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汽车钣金项目荣获金牌，这个奖项全国仅有7个。

目前，海南中职教育发展已经渐趋成熟，理论和实训都很齐全，学生从职业学校毕业后到企业能够很快适应岗位需求。易康建议学弟学妹：“尽量好好学习，让知识开阔眼界，如果真的成绩不理想，也不要灰心，读中职学校学好一门技术，对于自己和家人来说都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如今，20岁的易康已经被凯迪拉克公司录用为师傅，统筹带领公司5个徒弟，月薪6000多元。

专家：遵从本心 化热爱为动力

在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李教授看来，无论是高职还是普通本科，教育的本意都在于“树人立德”，以每个人的健康全面发展来推动整个社会不断变革，不断进步。李教授表示，当今社会再也不是，“千军万马独木桥”“一考定终身”的时代了，对于年轻人而言，遵循内心真实想法，将真正喜爱的专业、兴趣，发展成为之奋斗的事业，将“热爱”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才是真正对自己的人生选择高度负责。

同时，从社会层面来讲，他认为，改变职业教育现状，首先要改变的是观念。这个时代，既需要文学家、科学家，也需要技术工人。应该不断强化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度、优化高职教育的宏观外部环境、统筹规划协调高职教育与各相关行业、企业的互动，激活推动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前景，创优技术型人才的从业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的人才基础应该是技工”。

“技工即技能劳动者。产业转型升级，对技能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我国目前的技能劳动者现状却并不乐观：技能劳动者短缺、技能水平不高、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已经成为困扰制造业发展的三大难题。”10日上午召开的全国政协“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专题协商会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将关注点落在了“人”身上。

去年，朱永新率民进专题调研组就技能劳动者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列调研。“很多地方高技能劳动者数量少、比例低、招聘难，且大多在国有大型企业，民营和中小企业很少。据统计，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其中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分别达到2.72、2.31和2.13。”对此，朱永新显得忧心忡忡。

除了数量上的短缺，技能劳动者水平不高也是突出问题。“劳动力可替代性强，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参与率低，劳动生产率升幅较大，但是增值率较低。”朱永新介绍说，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就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占21.29%，高技能人才仅占5.81%。而西方一些制造业强国，高技能人才的数量占到技能劳动者总数的四成甚至一半以上。还有两个数据比较尴尬———我国只有33%的农民工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5.9%的农民拥有职业技能证书。

“此外，职业教育体系所供给的技能类型与生产需求错位，热门技能（如第三产业）培训饱和，而工业技能培训不足，大学毕业生技能与市场脱节也造成技能劳动者供给与需求极不匹配”。

在朱永新看来，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技能形成体系不合理。在我国，公共财政是技能培训的主要投资方，政府办的职业学校、技校为实施主体，提供制造业所需的中低端的通适性技能，而非企业或行业专用技能。由于政府既是培训经费的提供者，又是技能培训的供给者，缺乏竞争，导致技能供给的质量和效率都比较低。

“应将市场竞争引入职业教育领域，以市场信息调节职业教育的供求。”朱永新表示，政府部门要鼓励企业或企业联合体独立举办职业院校，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联合举办混合所有制学校或专业，探索公立职业院校民营化转制。设立企业参与实习实训准入制度。同时，还要制定更有效的企业激励性政策。对积极参与员工技能培训的企业给予培训经费税前扣除、教育费附加返还，或其他财政补贴（补偿）政策。在科技项目立项、成果评定时将企业参与技能教育作为重要评价依据。对高技术和高学历职业教育毕业生聚集的企业，给予城镇入户名额奖励，帮助企业降低员工的流动性，形成技能的积累。

“此外，还应促进企业间合作，共享技能培养成果。”朱永新表示，要鼓励行业内企业之间进行协调，进行“有组织的竞争”，维持行业内熟练工人工资标准，防止行业内的技能员工流动到其他行业。发展校企多层次、多阶段的合作，并通过与职业技能认证机构的合作，为校内学习和工作场所学习结果提供认证。“应通过行业组织来建立和协调跨多个中小企业的技能培训机构，促进行业内部技能的积累。通过强有力的行业组织来协调中小企业的技能培训，建立混合所有制的跨企业培训机构，满足中小企业的技能需求，同时促进行业内技能的形成和积累”。

每次谈起技能劳动者的培养和技能形成制度的完善问题，朱永新总是这样苦口婆心。“四年前，民进中央曾经在两会提出加快从农民工大国向技工大国的转变。现在看来，这个转变更为迫切也更为关键。”朱永新最后表示。

7月15日上午，《2018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自2012年以来，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委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麦可思研究院共同编制的高职质量年报已经连续发布七年。

七年来，报告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坚持第三方视角、坚持创新发展，逐步形成了由学生成长成才、学校办学实力、政策发展环境、国际影响力和服务贡献力构成的“五维质量观”，探索建立了不同维度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持续引导高等职业教育强化内涵、提升质量，成为社会了解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窗口。

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2018年报告坚持创新内容、完善体系，努力反映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发展历程。党的十九大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迎来新机遇。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新形势，面向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高等职业教育基于综合改革与本土实践的高质量发展理念和体系正在形成，2017年人才培养工作取得新进展。报告显示：

　　——学生自信、上进等良好素养逐步形成，实践教学、社团活动的育人功能日益显现。毕业生就业率、月收入、专业相关度、母校满意度、自主创业比例、毕业三年职位晋升比例等指标稳中有升。毕业生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职业发展上升空间扩大，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作出贡献。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等相关专业快速发展，支撑新兴产业能力增强。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过程中注重将产业先进技术等元素融入教学过程，企业的育人作用不断体现。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呈现全方位育人的良好态势。信息化课堂教学渐入常态化，优质教学资源跨区域跨行业共建共享机制开始形成。

　　——高职教育服务脱贫攻坚呈现新态势，形成“专业支撑+产业扶贫”“组团式扶贫”等特色模式。校村合作、校镇合作成为城乡融合新模式，成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新特点，一批中西部地区院校正在成为当地发展的新地标。优质院校得到地方政府和行业领军企业的认可与支持，为中国制造注入新动力。服务贡献50强院校整体水平有较大提升。

　　——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呈现区域特点，开放办学持续深化，境外办学更加多样化。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逐步得到国（境）外认可，来华留学与培训量增长明显但仍处于起步阶段，亟待高职院校加强专业标准建设，更需要各级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资源支持。国际影响力50强整体水平提升。

报告强调，政府责任是高职院校发展的环境质量重要方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育脱贫攻坚等政策密集出台，优质院校建设成效显现，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进一步落实。高职教育生均公共财政经费继续增长。质量年报三级发布制度进入常态化，社会影响力增强。高职院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亟待解决，高水平建设更需要强化中央财政的专项引导。

报告首次发布的高等职业院校教学资源50强显示：东部地区高职院校资源水平整体较高；中西部地区院校的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比例、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等资源水平较弱，需要加大投入，加强建设；示范骨干高职院校教学资源水平优势明显，体现财政专项投入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重要作用；教学资源存在明显的区域和院校不平衡性，亟待政府和院校予以重视。

报告指出，高职院校新兴专业的培养目标、规格与资源面临挑战，传统专业的改造和融合同样面临挑战；高职院校重教书轻育人、重技能轻素质的现象仍然存在，教师队伍建设面临挑战；高职教育的政府和院校治理能力面临挑战，亟待提高。

报告期待，各级政府以实际举措加快落实国家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政策要求；加强对地级市属、行业企业属公办高职院校经费投入的督导与检查；推进高职院校建立健全依法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治理结构。高等职业院校要进一步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将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意识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和培养，全面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能力；要积极融入区域产业发展战略，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加快专业内涵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本次发布会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牵头组织，100余所高职院校，近20家中央级新闻媒体，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麦可思研究院等教育研究机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等组织代表共200余人现场见证了报告发布。

中国职业教育进入发展黄金期 与世界共建共享

近年来，中国职业教育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中国职业教育正不断融入世界，为世界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未来职业人才需求

未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个过程可能是10年也可能是20年，但是目前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在改进的时候借鉴适合的经验，以及国家鼓励的应用型本科去培养应用型紧缺人才的培养是可以期许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也会是一剂催化剂，将进一步促进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写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走过10年之际

5月6日，在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选手在进行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比赛。当日，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开幕式在天津举行。

2016年5月6日，李克强总理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题考察就业工作。

“当前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持续增长、失业率保持低位。但各地区各部门要稳不忘忧，多措并举完成全年就业任务。”李克强总理在7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和下岗转岗职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按实名制将就业服务落实到人”。

当天会议部署进一步做好稳定和扩大就业工作。数据显示，今年1—5月，我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613万人，创历史新高；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8%，是历史最低水平。

“稳就业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最大的民生！”李克强说，“近两年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也带动了就业形势稳中向好。但我们要时刻清醒地认识到，就业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难题，也是面临挑战和较大不确定因素的最坚决任务，必须高度重视”。

当天会议决定，要加强就业形势特别是重点地区和群体就业状况监测，做好有针对性的预案。落实“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各项举措，为企业纾困解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支持企业以多种方式稳就业。

李克强要求，各有关部门都要采取相应措施。“要给企业减负，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有能力应对市场变化，不断提升企业的存活度。”总理说。

近年来，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等“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应运而生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国新增市场主体数量屡创新高。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成了就业最大的容纳器。

“中国最大的就业潜力蕴藏在不断涌现的新业态之中。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就业的空间仍然很大。”李克强说，“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但同时也要进一步拓展更多新业态和服务业就业岗位，使市场主体数量更多、活力更强”。

当天会议要求精准做好就业创业服务，依托打造“双创”升级版，拓展更多新业态和服务业就业岗位，出台支持灵活就业措施。要加大就业培训和政策帮扶。做好农民工就业服务。

“同志们，我们要将心比心啊！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失业的亲人，你犯不犯愁？”李克强说，“我们政府施政就是要以民心为心，把就业这项关乎全局、涉及每个家庭的工作切实落到实处”！

职业教育的八个痛点，你深入了解过吗？什么是接地气的职业教育？这是每一位关系职业教育发展的朋友们都在思考的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痛点有哪些？

痛点01：教学内容同产业岗位需求脱节

　当前职业院校，特别是公办国民职业教育院校，绝大多数仍然按照传统学历教育的“专业教学”模式教学，而非按照实际岗位技能要求培养学生的实用技能。

痛点02：师资、教材、课件等软件，无法满足职业技能培训与教学要求

　职业教学师资基本上都是按照公务员标准招聘录用，很多都没有对应教学岗位实际工作经验；教材也都是采用正规出版社公开出版教材，教材一出版其内容就已经过时了，很少有根据实际工作岗位技能需求独立开发的实战化技能培训教材。

痛点03：教学内容与国家职业标准、职业技能鉴定也同样脱节
　　特别是高职院校，为满足学生要求基本上学生毕业都是高级工，而现实是，这些高级工资格基本上不被用人单位认可，结果是：拿着高级工证书，干着学徒工的活，工资都养活不了自己！导致学生和家长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看法：技能证书没用！上职校没出息！

痛点04：顶岗实习
　　现在很多职业院校顶岗实习变相成了让学生提前就业，以便学校腾出更多空间容纳新学生。至于学生实习岗位、实习单位、实习效果，是否同所学专业技能对接、对学生未来职业生涯有没有正能量，基本上无人跟踪回访。这种情形在中职院校比较普遍，只不过形式上都有实习报告而已。

痛点05：实训室
　　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视，公办中高职院校实训室和实训设备也越来越高大上、越豪华，可是真正让学生动手的时间能有多少？值得我们每一位关心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人士反思。

痛点06：行业、企业很难介入职业院校教学过程、职业技能鉴定
　　所谓“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德国二元制”等难以落到实处，行业企业和协会基本上是职业教育局外人；企业也仅仅是在学生就业时解决学生就业问题。

痛点07：条块分割、各自为政
　　教育口和人社口所管理职业院校之间、应用技术型大学和高职院校之间，基本处于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局面，互相之间举办各类技能竞赛、教学交流互相封闭，很难做到开放、共享。

痛点08：技能大赛也只是学校独舞，很少有企业共同参与
　　为满足快出教学成果，选拔少数苗子集中培训参加各类技能大赛，特别是参加国赛、世赛选拔赛；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集中在少数“示范院校”，难以践行“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国策。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发表观点：“不能以学生的满意作为教育目标达成的一个唯一，甚至是主要的目标。”此观点引起了热烈讨论甚至争辩，也引发了笔者在教育实践中如何认识学生需求、引导学生需求、达成学生需求的思考。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一个美好的教育愿景，是一个响亮的教育号令，是教育工作者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和不懈追求。毋庸置疑，学生是“人民”的重要群体，学生满意是人民满意的必要条件，“办学生满意的教育”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应有之义。服务学生需求，提高学生满意度，是教育坚定不移的努力方向。但是，什么是学生满意，学生的教育需求是什么，如何满足学生需求？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言自明。教育有其特殊性，学生需求有其复杂性，不能不加以分析——否则就可能抱着学生满意的良好愿望，反而伤害了学生的教育利益。

明辨“伪”需求。学生的教育需求是什么？从宏观层面上说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如果追问到学生个体，可能言人人殊，更有可能很多学生感到茫然：他们习惯了被支配下的学习和生活，从未主动考虑过、系统规划过个人需求，他们口中的需求很多是随兴的、短视的、功利的、浅层次的，甚至是与个人发展相悖的，不能视作教育需求的真实表达。特别是高职学生大多没有自主学习的习惯，缺乏学习自觉和发展自信，对学习和发展少有主动需求。所以，唤醒他们的需求更为紧迫而重要。如何引导学生着眼于长期发展，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追求个人的全面发展，激发学生向上的内生动力，是教育者的使命和责任。教育是解放人、发展人的，首要的就是唤醒学生需求。

不能“唯”需求。教育以人为本，教学以学生为中心，这是不是意味着唯学生需求是从？职业教育以服务发展为宗旨，服务发展包括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这两个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经济社会发展依赖每个个体的发展，而绝大多数个体的发展也只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换言之，只有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正向作用，也才能实现个人的向上发展。如果只片面强调学生个体需求，忽视个体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内在关系，既无益于个体发展，也不利于国家教育目标的实现。要教育引导学生认识个体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关系，成长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敢于“违”需求。教育是特殊的社会行为，师生是特殊的社会关系，不能简单用服务理念、市场规则、客户关系来指导教育教学，也就是杨斌所说“陷入到单纯追求学生满意的怪圈有违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定位”。当学生需求没有得到合理引导，学生满意度又被过分强调，就会出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错位，发生违背教育初衷和规律的事情，甚至出现“教师向学生下跪”极端现象。如果一味倡导“只有不合格的老师，没有不合格的学生”“学生永远是对的”“学生是上帝”等偏颇的教育信条，剥夺了老师实施教育的主导权，无限满足学生任何需求，那么事实上教育早已荡然无存。这既是教育工作者的悲哀，也是整个教育的悲哀。敢不敢“违”学生需求，考验的是师道尊严，拷问的是教育环境。

重视“微”需求。教育是具体而生动的，学生是鲜活而个性的。教育要眼中有人，要把教育、管理和服务落脚到个体学生的个性需要上，不能轻视、更不能忽略每一名学生的每一个微小需求。要无差别的爱，尊重关心每一名学生，这是师德的第一要求；要有差别的教，根据学生基础、兴趣、认知给予适合的教育。也只有“有差别的教”，才是真正“无差别的爱”。这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要求的“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概言之，教育实践中，要坚定“为”学生需求的导向，同时又要明辨学生需求，区别对待。只有去“伪”、破“唯”、敢“违”、重“微”，教育才是真正“为”学生需求。

近日，人社部公布2018年度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修订计划，以进一步做好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实施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人才评价。此次标准的制定修订涉及到哪些职业呢？赶紧跟随职教网的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毕业生们注意了！根据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准入类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仍有35项，准入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仍有5项。这也意味着，仍有40项职业需要“先考证，再上岗”。跟小编一起看名单。

　特别提醒

　　根据人社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发放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从2018年5月起，正式启用2018年版证书。

　　《通知》明确，2015年版证书从2019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此前按规定核发的证书继续有效。

2018年，是高职创新发展行动的收官之年。

3年前，为贯彻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有关要求，教育部特颁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把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梳理出65个任务22个项目，同时进行细化分工，建立年度绩效评价制度，定期发布报告，推进各地的落实。

“《行动计划》创新了教育部规划管理，省级政府统筹保障，院校自主实施的新型管理模式。从国家、省级、学校3个层面形成协同推进，形成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局面。”5月31日～6月2日，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在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召开“高职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实施工作暨骨干专业（群）建设研讨会”，全国高职高专联席会议副秘书长童卫军就3年来各地《行动计划》执行绩效情况作了大会报告。

而就在此次会议前的5月7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谢俐以个人名义向各地教育厅分管高职教育的副厅长致信。信中指出：《行动计划》绘制了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路线图，开启了职业教育“以任务带投入”的新尝试，它不仅强调了院校的创新发展，更强调了地方统筹和创新推动。

信中明确点出各省教育厅在落实《行动计划》中的工作情况：你省截至2018年3月15日，实际启动《行动计划》任务多少项，启动率是多少；实际启动《行动计划》项目多少个，启动率是多少；启动项目实际布点多少个，布点率是多少；2017年省级财政投入经费多少亿元；已经（尚未）确定了多少所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和多少个骨干专业建设名单。

“希望您百忙之中，及时督促落实好本省《行动计划》的收尾工作。”谢俐指出，职业教育已经步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冲刺阶段，需要国家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协力共舞，一起挥桨划船，推动职业教育之舟破浪前行。“谁都不是站在岸上指导的指挥员”。

“一般来说，副厅长会把此信批给分管高职教育的处室。也有厅领导回信表示，正视问题、奋力追赶。”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高职发展处处长林宇向记者表示，据他的了解，各省教育厅分管高职教育的处长“压力是巨大的”，会在这半年的工作中努力寻找和补齐差距。

林宇透露，6月教育部会针对《行动计划》再开一次推进会，使今年的收官工作达到更高的质量和水平。同时，针对《行动计划》所涉及的项目和任务，制定验收标准，明年将对成果进行最终验收。

高职创新行动全国开花

“湖南省承接了《行动计划》任务47项，项目15个，同步实施了省级计划79个任务和项目，任务和项目的启动率均达到了100%。”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应若平在会上介绍，在全面落实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过程中，湖南省始终坚持以专业群建设为基础，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了湖南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同时，应若平介绍，在调整专业布局过程中，要求每所高职院校构建5个左右的专业群，使专业设置聚焦于各自的服务领域，特别是与新兴产业、特色产业进行深度对接。

“这个工作非常不容易，调整专业就意味着重新洗牌，一些老师就可能会失去以往的专业资源。”应若平说，经过几年推动后，这项工作得到了普遍认可。这几年，湖南省共淘汰落后专业54个，新增专业30个，构建专业群292个，专业布局与湖南新兴产业对接度大幅提高，涵盖了湖南20个新兴产业链相关的专业。目前，湖南省高职院校共有校级以上的重点建设专业群203个，覆盖的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比例为87.3%。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邢锋介绍，2016～2017年，广东省承接《行动计划》53项任务和14个项目，任务和项目启动率100%，省财政投入5.89亿元；承接项目布点数量810个，2017年项目实际布点数量1790个，项目布点率221%。

在推进《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广东省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放管服”改革。据邢锋介绍：一是下放高职专业设置权，除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外，高职院校可自主设置招生专业，省教育厅仅开展事后审查；二是下放教师职称评审权，学校可自主制定本校各个系列职称评审的操作方案、评审办法和评价标准，并组织实施；三是下放科研经费使用管理权。

“总体原则是有利于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有利于发挥院校领导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的权力要放；关系到学校办学底线的事情，必须要管。”邢峰说。

据浙江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祝鸿平介绍，浙江省教育厅承接《行动计划》的任务45项，项目13个，任务启动率100%，项目启动率100%。同时，不断有新项目加入进来，项目布点率有很大的提高。

浙江一样在实施简政放权，也完全把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权、学科专业设置权和项目认定权全部下放。同时，认真推进高校章程建设，2016年，浙江省所有公办高职院校都通过章程建设，并以法定程序公布。

“校长每年一次，面对所有教育系统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督导员进行汇报。”祝鸿平介绍，汇报的意义在于强化学校一把手对人才培养的重视，营造重视教学的良好氛围，同时浙江还推进教学一级考核，将包括《行动计划》在内的落实情况纳入到一级考核当中。

“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机制，以优质校、骨干校等重点项目引领，推进项目落实落地。”童卫军总结说，到2017年年底，《行动计划》的所有任务和启动率达到93%，项目启动率88%。21个省的任务启动率达到100%，其中河南和新疆两个省份任务启动率小于80%，北京尚未填报数据。24个省项目启动率达到100%，宁夏、海南、黑龙江3个省份的项目启动率低于70%，北京未填报数据，西藏的项目启动率是零。

高职院校“获得感”增强

“近两年来，在国家层面上，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童卫军介绍，这几年推出的政策文件包括《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以及《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和《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等。

童卫军介绍，各地出台统筹区域高职教育发展的文件有82个，推动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的文件有117个，促进高职院校提高质量的文件有156个，“保障了《行动计划》的进一步落实”。

在投入方面，全国各省份教育厅预估投入205.9亿元，2016年已经投入45.2亿元，2017年投入80.56亿元，合计是125.76亿元，省级财政资金的经费执行率达到61.08%，安徽、广西、广东排在前三位。

在高职院校层面，在体制机制创新、特色专业群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技术积累、国际交流与合作、产业服务能力等6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院校的获得感非常强。”童卫军说。

《行动计划》中提出要建设200所优质高等职业院校，为高职战线树立了改革发展的新标杆。“从原来的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到最终即将启动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体现了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引领了高职教育的创新发展。”童卫军介绍，截至2017年，有26个省份立项建设了403所优质校。80%的优质校是原来的国家示范（骨干）校和省级示范（骨干）校，体现了一贯扶优扶强的优势。其中有19.85%的院校是非示范（骨干）校，也不是省示范（骨干）校，这说明示范和骨干学校不是衡量学校优劣的永久标签。

“优质校项目的实施推动了高职院校重新洗牌，传递了高职院校不进则退的压力，整体调动了高职院校力争上游的发展格局。”童卫军说。

同时，所有的骨干专业也积极开展校企深度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有6900多家企业参与，共有5643个订单班，2017年的数据显示，平均每个骨干专业有1.44个订单班。

“无论是骨干专业建设还是优质校建设，都是围绕着一条主线，就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一直是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线。”童卫军介绍，从《行动计划》的65个任务22个项目的分析看，也始终围绕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条主线。

成绩显著，问题也存在。在童卫军的《行动计划》绩效报告中显示，还有部分省份的任务和项目尚未启动和实施，启动的省份没有把具体的项目和内容定点到具体哪一所学校，部分省的优质校和骨干专业建设名单尚未确定。“这势必对今后的省级验收和国家验收造成一定的影响”。

“现在，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同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创新决胜未来，这必将推动高职的创新发展。”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锦认为，学院处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深切地感受到，高职教育必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予新动能，推动高职院校提质升级是时代赋予高职院校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责任，当然也压力巨大。

“未来高职院校应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主线，走开门办学之路，推动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刘锦说。

职业教育是个统称.它既包括技术教育也包括技术培训.既包括职业教育也包括职业培训.既包括中等职业教育也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是我國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要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统筹兼顾.协调推进&这三个方向相辅相成.一起构成我國的现代國民教育体系&过去.我们比较关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这是需要的.今后仍应这样做&

在发达國家.职业教育一直具备重要的地位&比如.德國的职业教育在國民教育体系中就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从小学升到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大学的人数占25％.而从小学升到综合初中各种各样职业高中，技术学院，高等学院的人占到了75％.职业教育已经成为德國提升國际竞争力的秘密武器&美國也同样如此.它不仅有高成绩研究型大学.也有很多高质量职业技术学院和社区大学&美國这样发达的國家.全國3688所学校当中.60％是职业学校和社区的学院.普通大学只占40％.其中研究性大学只占3％.而我國仅是有博士学位授予的院校和科研院所就远远超super过了美國&但我们的高等职业院校无论从质量上.还是名额上.都与美國相差特别远&

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一起.构成了我國教育的完整体系.如同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一个人的两条腿都特别重要.缺一不可.他们只有分工教育部门任务的不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现代國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國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基本体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是本世纪头 20年我國经济社會发展的战略任务&我们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ring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展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自主创新实力.继续提升现代化成绩.都对我國人力资源的结构和素养提出了新的越高的要求&没有这样一支高技术，专业化的劳动大军.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也特别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社會就业和解决 “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人口多，劳动力多.特別是农民多.是我们的基本國情，就业问题在我國是一个不可回避而且务必解决好的大问题。当下.全國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劳动力约2400万上下.还有大批农村富多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推进社會就业.务必发展职业教育.普遍提升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创业实力，要适应经济社會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把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作为推进城市就业的重要措施，特別要加强新增劳动力和下崗失业人员的技术培训，提升城市就业率&解决“三农”问题.务必实行城乡统筹.要指引农村富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也是完整现代國民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

　2018年，是高职创新发展行动的收官之年。

　　3年前，为贯彻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有关要求，教育部特颁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把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梳理出65个任务22个项目，同时进行细化分工，建立年度绩效评价制度，定期发布报告，推进各地的落实。

　　“《行动计划》创新了教育部规划管理，省级政府统筹保障，院校自主实施的新型管理模式。从国家、省级、学校3个层面形成协同推进，形成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局面。”5月31日～6月2日，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在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召开“高职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实施工作暨骨干专业（群）建设研讨会”，全国高职高专联席会议副秘书长童卫军就3年来各地《行动计划》执行绩效情况作了大会报告。

　　而就在此次会议前的5月7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谢俐以个人名义向各地教育厅分管高职教育的副厅长致信。信中指出：《行动计划》绘制了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路线图，开启了职业教育“以任务带投入”的新尝试，它不仅强调了院校的创新发展，更强调了地方统筹和创新推动。

　　信中明确点出各省教育厅在落实《行动计划》中的工作情况：你省截至2018年3月15日，实际启动《行动计划》任务多少项，启动率是多少；实际启动《行动计划》项目多少个，启动率是多少；启动项目实际布点多少个，布点率是多少；2017年省级财政投入经费多少亿元；已经（尚未）确定了多少所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和多少个骨干专业建设名单。

　　“希望您百忙之中，及时督促落实好本省《行动计划》的收尾工作。”谢俐指出，职业教育已经步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冲刺阶段，需要国家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协力共舞，一起挥桨划船，推动职业教育之舟破浪前行。“谁都不是站在岸上指导的指挥员”。

　　“一般来说，副厅长会把此信批给分管高职教育的处室。也有厅领导回信表示，正视问题、奋力追赶。”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高职发展处处长林宇向记者表示，据他的了解，各省教育厅分管高职教育的处长“压力是巨大的”，会在这半年的工作中努力寻找和补齐差距。

　　林宇透露，6月教育部会针对《行动计划》再开一次推进会，使今年的收官工作达到更高的质量和水平。同时，针对《行动计划》所涉及的项目和任务，制定验收标准，明年将对成果进行最终验收。

　　高职创新行动全国开花

　　“湖南省承接了《行动计划》任务47项，项目15个，同步实施了省级计划79个任务和项目，任务和项目的启动率均达到了100%。”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应若平在会上介绍，在全面落实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过程中，湖南省始终坚持以专业群建设为基础，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了湖南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同时，应若平介绍，在调整专业布局过程中，要求每所高职院校构建5个左右的专业群，使专业设置聚焦于各自的服务领域，特别是与新兴产业、特色产业进行深度对接。

　　“这个工作非常不容易，调整专业就意味着重新洗牌，一些老师就可能会失去以往的专业资源。”应若平说，经过几年推动后，这项工作得到了普遍认可。这几年，湖南省共淘汰落后专业54个，新增专业30个，构建专业群292个，专业布局与湖南新兴产业对接度大幅提高，涵盖了湖南20个新兴产业链相关的专业。目前，湖南省高职院校共有校级以上的重点建设专业群203个，覆盖的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比例为87.3%。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邢锋介绍，2016～2017年，广东省承接《行动计划》53项任务和14个项目，任务和项目启动率100%，省财政投入5.89亿元；承接项目布点数量810个，2017年项目实际布点数量1790个，项目布点率221%。

　　在推进《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广东省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放管服”改革。据邢锋介绍：一是下放高职专业设置权，除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外，高职院校可自主设置招生专业，省教育厅仅开展事后审查；二是下放教师职称评审权，学校可自主制定本校各个系列职称评审的操作方案、评审办法和评价标准，并组织实施；三是下放科研经费使用管理权。

　　“总体原则是有利于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有利于发挥院校领导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的权力要放；关系到学校办学底线的事情，必须要管。”邢峰说。

　　据浙江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祝鸿平介绍，浙江省教育厅承接《行动计划》的任务45项，项目13个，任务启动率100%，项目启动率100%。同时，不断有新项目加入进来，项目布点率有很大的提高。

　　浙江一样在实施简政放权，也完全把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权、学科专业设置权和项目认定权全部下放。同时，认真推进高校章程建设，2016年，浙江省所有公办高职院校都通过章程建设，并以法定程序公布。

　　“校长每年一次，面对所有教育系统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督导员进行汇报。”祝鸿平介绍，汇报的意义在于强化学校一把手对人才培养的重视，营造重视教学的良好氛围，同时浙江还推进教学一级考核，将包括《行动计划》在内的落实情况纳入到一级考核当中。

　　“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机制，以优质校、骨干校等重点项目引领，推进项目落实落地。”童卫军总结说，到2017年年底，《行动计划》的所有任务和启动率达到93%，项目启动率88%。21个省的任务启动率达到100%，其中河南和新疆两个省份任务启动率小于80%，北京尚未填报数据。24个省项目启动率达到100%，宁夏、海南、黑龙江3个省份的项目启动率低于70%，北京未填报数据，西藏的项目启动率是零。

　　高职院校“获得感”增强

　　“近两年来，在国家层面上，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童卫军介绍，这几年推出的政策文件包括《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以及《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和《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等。

　　童卫军介绍，各地出台统筹区域高职教育发展的文件有82个，推动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的文件有117个，促进高职院校提高质量的文件有156个，“保障了《行动计划》的进一步落实”。

　　在投入方面，全国各省份教育厅预估投入205.9亿元，2016年已经投入45.2亿元，2017年投入80.56亿元，合计是125.76亿元，省级财政资金的经费执行率达到61.08%，安徽、广西、广东排在前三位。

　　在高职院校层面，在体制机制创新、特色专业群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技术积累、国际交流与合作、产业服务能力等6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院校的获得感非常强。”童卫军说。

　　《行动计划》中提出要建设200所优质高等职业院校，为高职战线树立了改革发展的新标杆。“从原来的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到最终即将启动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体现了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引领了高职教育的创新发展。”童卫军介绍，截至2017年，有26个省份立项建设了403所优质校。80%的优质校是原来的国家示范（骨干）校和省级示范（骨干）校，体现了一贯扶优扶强的优势。其中有19.85%的院校是非示范（骨干）校，也不是省示范（骨干）校，这说明示范和骨干学校不是衡量学校优劣的永久标签。

　　“优质校项目的实施推动了高职院校重新洗牌，传递了高职院校不进则退的压力，整体调动了高职院校力争上游的发展格局。”童卫军说。

　　同时，所有的骨干专业也积极开展校企深度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有6900多家企业参与，共有5643个订单班，2017年的数据显示，平均每个骨干专业有1.44个订单班。

　　“无论是骨干专业建设还是优质校建设，都是围绕着一条主线，就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一直是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线。”童卫军介绍，从《行动计划》的65个任务22个项目的分析看，也始终围绕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条主线。

　　成绩显著，问题也存在。在童卫军的《行动计划》绩效报告中显示，还有部分省份的任务和项目尚未启动和实施，启动的省份没有把具体的项目和内容定点到具体哪一所学校，部分省的优质校和骨干专业建设名单尚未确定。“这势必对今后的省级验收和国家验收造成一定的影响”。

　　“现在，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同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创新决胜未来，这必将推动高职的创新发展。”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锦认为，学院处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深切地感受到，高职教育必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予新动能，推动高职院校提质升级是时代赋予高职院校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责任，当然也压力巨大。

　　“未来高职院校应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主线，走开门办学之路，推动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刘锦说。

　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强调，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优先培育和大力发展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而去年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将“新一代人工智能”列为研发应用的关键词。我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新”在哪里，又如何融入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之中呢？日前，记者到浙江杭州进行了实地探访。

　　转型升级：拓展人工智能的疆界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日益突出。耐着性子慢慢数秒、焦躁爬行的驾驶体验蔓延到更多的都市。而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路口的红绿灯却并非“一视同仁”，有人等20秒的红灯，有人却要等一分钟，这是怎么回事呢？

　　“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拥堵往往起源于个别节点，如果在苗头出现时，控制该路段车辆的汇入量，就可以避免堵车，保障路网有序畅通。”浙江工业大学沈国江教授介绍，他的团队将人工智能中的强化学习理论应用于交通信号控制，精准识别预测多源异构交通数据，切分拥堵区、消散区、缓冲区、常态区，从而有效缓解拥堵。

　　“摇号、限行、提倡公共交通都有成效，但交通需求持续增加，道路供给不可能无限增加，而人工智能可以让路网利用更高效。”据沈国江介绍，该成果过去两年在绍兴柯桥、杭州萧山等地进行了推广应用，新增产值5000万元，在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我们国家还处于工业化的转型期，工业化正在进行产业转型以及城镇化所出现的问题会创造出大量的人工智能应用的新空间，这些空间大概是发达国家所不曾具备的。这种不完备性、需要发展的洪流和人工智能一交汇，我们就能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发展，这就是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意义所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说。

　　基础研究：“并跑”到“领跑”的增长点

　　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提出了“聚焦并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核心关键技术研究”的重点任务，但与此同时，也有专家提出，“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基础理论都已经提出，学来消化掉就可以了，从“跟跑”到“并跑”的后发优势是由我国人口基数和市场决定的，弯道超车关键在产业应用。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上下大功夫呢？

　　“虽然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应用很广，但这只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中国要研究新一代的基础理论。”潘云鹤说，60年前“人工智能”刚提出时的信息化基础是单个计算机，而现在传感器网、大数据、云计算、超级计算的出现使得环境发生了变化。“原有人工智能的定义——‘让计算机变得和人一样聪明’，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科学家已经意识到，人的自然智能与机器智能终究不同，如何通过人机混合的脑机系统形成更强的智能，这方面的基础理论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

　　在浙江大学脑机接口实验室，记者见到一只头部插着电极的大白鼠沿着地面上的箭头轨迹钻迷宫。这并不是大鼠能“识文断字”，而是一旁实验员操纵的结果。她告诉记者，自己手上鼠标的左右键发出的信号分别会刺激大鼠左转右转的脑区，而中键信号则会刺激奖赏区，在大鼠完成左右指令后给予奖赏，大鼠自然就“听话”了。

　　而在该实验室的另一个项目中，人的意念取代了鼠标。“实验者想象自己左侧或右侧肢体运动的感觉，脑波经传感器收集分析后，给大鼠发去指令，实现了人脑和鼠脑的交互。”项目负责人、浙江大学教授潘纲介绍，这项技术可用于残疾康复、边防、电力巡线等工作。“国外脑机交互投入也很大，我们现在还处于实验阶段，成本较高，应用场景不是十分明晰，企业还不愿进入，还是靠国家项目在推进。”潘纲说。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规划包含很多外国人没有提过的想法。我们应该结合国家的发展用人工智能来解决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理论，同时也跟踪全世界的先进理论。”潘云鹤说，“例如多媒体技术中，图像处理技术、声音处理技术是分开进行的，而人在处理这种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合在一起进行的。如何将视觉、听觉、味觉等这些感觉和文字触觉融合在一起，中国人提出了跨媒体智能，人工智能2.0要瞄准这个方向进行。除此之外，规划还提出大数据智能、群体智能、人机增强智能、智能自主系统等新的人工智能领域，这都是实现从‘并跑’到‘领跑’所必需的。”

　　产学政：形成良性生态链条

　　从摁手印到指纹解锁，指纹的身份识别的意义早就被人类发掘，然而经过拓印、倒模，一种硅胶指纹膜可以完美地骗过打卡机、手机锁，甚至指纹支付系统。

　　“运用人工智能卷积长短期记忆网络与全卷积神经网络融合的新方法，我们可以把生物特征从二维发展到三维，从皮上发展到皮下，采集皮下真皮层指纹、汗腺和汗孔的模态数据，提高防伪性能。”浙江工业大学教授梁荣华的团队开发了一套手部模态识别数据提取的技术。他介绍，因表皮层到真皮层衔接处皮肤组织变化，反射差别率差别较大，图像中也出现较明显的像素明暗变化，而假指纹膜硅胶层的空气洞显而易见。

　　据《2014—2020年中国生物特征识别行业市场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基于手部的生物特征应用占据了70%左右的市场份额。梁荣华表示，安全防伪的指纹采集技术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国外还没有同类型机器，一经安检、通关、财务支付等领域使用，该技术将有助于避免大量的经济损失。”

　　潘云鹤观察到，国家规划发布以后，无论产业、学界还是政府，都表现出了对人工智能的极大热情。发改委、工信部、网信办发起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发展势头迅猛，入盟企业已达300多家，微软亚洲研究院等外企也争相加入，而科技部、教育部出台了相关文件，地方政府也有各自的行动计划。“别的国家可能有产业推动或者是政府倡导，但是支持人工智能形成产学政的生态链，中国是最早的，优势也是独有的。”

　　记者在杭州了解到，浙大采取灵活政策允许教师、研究生参与阿里的项目攻关，而浙工大将人工智能企业引入校园，学生在校园内就可参与项目的研发。一位浙大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后告诉记者，产业界待遇优厚，学界能做自己感兴趣的科研，面包与梦想的两难在产学合作的政策下消解了。“围绕企业痛点做课题攻关。课题发表的论文、专利先挂在浙大，四年后转给阿里，这样做出的科研成果既能做项目结题评职称，又能投入生产获得企业资助，还能安心地留在学术体系内。”

　　“就应用看，最前沿的技术和顶尖人才确实都去了企业，但这并不是说，企业就比高校强，二者各有侧重。”浙工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软件学院院长王万良表示，企业科研追求应用，是目标导向的，会随着企业需求不断调整。而高校的环境更稳定，学科交叉协作的特点则提供了尝试的可能和空间。“企业有数据和资金，高校有人才和环境。企业运营成本很高，科研投入在能很快收益的领域，而高校则适合基础理论的开发和创新，高校开发出基础框架，再由企业优化、投入应用，获得数据回馈高校的理论创新，就可以形成良性的循环。”王万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