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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职教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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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历史决策,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序幕。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从此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

  4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让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绘就了一幅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历史的长河中,40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却是翻天覆地的40年,为历史留下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的40年,也是奠基未来的40年。

  教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受益者、助力者。

  40年来,我们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牢固确立并坚定不移地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牢固确立并始终坚持教育在党治国理政、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

  4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顺应人民群众需求,应对世界竞争的激烈态势,不断调整和完善教育工作方针政策,在新旧更替和转化中实现了一次次跨越和蜕变。

  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传统与现代、立足国内与面向世界的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40年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明显增强,教育国际影响力加快提升,13亿多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历史性转折

  40年前的中国,百乱待治、百废待兴。从何处入手拨乱反正、重回正轨,严峻而现实地摆在党和国家面前。小平同志以历史的眼光一锤定音,“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以科技和教育为突破口,推动了迈向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

  1977年8月,小平同志刚刚恢复工作,就在北京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小平同志提出,“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由此,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终于恢复。当年冬天,570万人报考,1978年夏天,又有610万人报考。恢复高考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大的关注点,点燃了亿万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掀起了全国上下读书学习的热潮,教育界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整个社会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与此同时,中国教育敞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1978年,小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大学汇报时果断决策,“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专门叮嘱“不要怕出一点问题”。由此发端,中国教育开启了对外开放的新征途,出国留学很快从涓涓细流变成滚滚洪流,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向外界释放出中国走向世界的强烈信号。

  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的先声,出国留学是中国开放的前奏。40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这两件大事,无疑是转折性的、历史性的。自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时代和国家的最强音,科教兴国逐步确立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自此,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教育从容自信地走向世界舞台;自此,中国教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开始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阔步迈进,几千年来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逐步成为现实。

历史性发展

  40年前,黑屋泥凳、朽木糟墙下的琅琅书声,是当时中国农村教育的真实写照。30年前,一张“我要读书”的照片在新闻媒体报道后,安徽省金寨县张湾小学苏明娟那双充满渴望读书的大眼睛,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大地随处可见的标语,是当时我国教育的真实记录和时代缩影。40年沧桑巨变,40年执着奋进,中国教育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40年的发展是跨越性的。1978年,我国小学升入初中比例只有60.5%,高校在校生只有85.6万人,研究生只有1万人。在这样一个极为薄弱的底子上,经过40年努力,目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51.4万所,在校生2.7亿人,教育规模位居世界首位,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大幅提升,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从10.6%提升到79.6%,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从94%提升到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从66.4%提升到103.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33.6%提升到88.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7%提升到45.7%,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986年,我国颁布《义务教育法》,明确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2000年基本普及,2011年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我国用短短20多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从5%到15%,我国用了9年时间,美国用了30年,英国28年,法国25年,德国24年,日本23年。201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据显示,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719,迈入高水平人类发展指数国家行列,标志着中国达到了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0年的成就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体现在教育普及程度的大幅提升,体现在从硬件到软件、从内容到方法、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等各方面,体现在教育基础越来越坚实,保障越来越有力,各种要素水平越来越高。回顾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中小学危房占校舍总面积的16%,“有砖不过千,有门没法关,有窗垒着砖,有顶漏着天”“找学堂,不用问,瞅见破房只管进”。这些顺口溜,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教育的真实场景。40年来,从教育经费投入“三个增长”写入《教育法》,到明确4%目标,2012年实现4%并保持连续增长,国家教育投入力度越来越大,201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3.4万亿元。国家先后实施一系列工程项目,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一无两有’‘六配套’,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生动描绘了农村教育的巨大变化。

  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1985年,全国人大作出决议设立教师节。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有力保障了教师权益,明确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为解决教师地位待遇问题提供了基本原则和基本依据。1978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899万人,2017年增加到1623万人,是1978年的1.8倍,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初具规模。

  40年前,中国的课堂“一块黑板一本书、一支粉笔讲到底”,传统单一的教学方式与发达国家反差强烈。国家大规模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目前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达93%,6.4万个教学点实现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偏远农村地区400多万孩子也能和城市孩子一样学到最优质的课程。先后四次进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越来越注重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课程目标、内容、组织、结构等越来越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青少年成长成才规律。从1980年颁布《学位条例》至今,我国形成了以8部教育法律为统领、包括16部教育法规和一批部门规章、地方教育法规规章在内的比较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高校基本实现“一校一章程”,逐步走上了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依法治校的轨道。

  40年的影响是世界性的。2009年,上海中小学生首次参加OECD组织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取得优异成绩,我国教育引起全世界关注。

  40年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呈现出国留学与学成归国同步扩大、来华留学与攻读学位同步增长、“引进来”与“走出去”同步提高的新局面,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来华留学规模从1978年的1200余人增加到2017年的48万余人,我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留学中国”品牌知名度持续上升。出国留学人数从1978年的860人增加到2017年的60万余人。

  40年来,共有313万多名留学人员回国,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占73.9%,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归国潮”。中外合作办学从无到有,合作办学机构、项目达2385个,我国成为全球一流大学的重要办学合作方。533所孔子学院和114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学习使用汉语人数达1亿人,中华语言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了沿线国家教育交流合作。我国与46个重要国际组织建立了经常性交流合作关系,与50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学历学位互认,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关系,建立了8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4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紧跟改革开放步伐,与人民共命运、与国家共奋进,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发展速度最快的教育、发展潜力最大的教育、特色最为鲜明的教育。

历史性变革

  中国教育的40年,是不断改革的40年,不断创新的40年,不断破旧立新的40年,变革贯穿始终。40年来,每到重要历史关口,党中央都召开全国性教育会议,谋划改革、部署改革、推动改革。

  1985年,为适应当时“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发展要求,中央召开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出台《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改进政府举办和管理教育的体制机制作出专门部署,促进了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在短期内快速发展,人才短缺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1993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中央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体制。1994年,中央专门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动员全党全社会认真实施《纲要》。

  世纪之交,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愈演愈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如何培养青少年创新精神,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成为教育的紧迫任务。1999年,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把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从改革入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和人才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主动权,根本靠科技,基础在教育,关键是人才。2010年,中央召开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改革为主线,瞄准长期以来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关键性体制机制障碍,集中进行突破。

  四次会议、四个文件,开启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一个又一个新阶段,推动中国教育一次又一次向前迈进。

  40年来,办学体制更趋多元,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和民办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上世纪90年代,第一所正规民办学校出现,自此,民办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从1993年提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十六字方针,到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确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等法律地位,再到2016年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首次允许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国家不断调整完善政策举措,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40年来,民办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大发展大跨越。目前全国共有民办学校17万余所,在校生5100多万人。民办教育从“有益补充”成长壮大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40年来,管理体制更具活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学校之间教育职责权限逐步理清。义务教育从最初的“人民教育人民办”“全民办教育”“集资办学”逐渐走向“人民教育政府办”,成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

  40年来,义务教育管理经历了从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到省级统筹、以县为主的发展变化。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正式确立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区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1998年,部属高校的调整撤并开启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通过撤销部门办学、中央地方共建、高等院校合并等一系列举措,打破了传统“条块分割”管理模式,“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坚持职业教育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不断下放管理权限、改进管理方式,从直接管理转向宏观引导、从计划培养转向市场驱动,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不断完善。

  40年来,考试招生制度更加科学,回归教育规律,由重知识转向重能力、由“一考定终身”走向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40年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不断改进考试内容,1989年标准化考试对考试的结构、内容、方式等进行了统一。1999年开始试行“3+X”高考科目改革,高考内容从考知识向考能力转变。不断调整招生录取方式,1984年试行保送生制度,2003年开始自主招生改革,为具有突出才能和创新潜质的学生提供更多机会。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9.8%,“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民群众送孩子上大学的渴望十分强烈。1999年,中央作出高校扩招的决策,当年全国高校招生159.68万人,比上年增长47.4%。近年来实行的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让更多农村孩子圆了大学梦。2014年,启动自恢复高考以来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2017年上海、浙江成功试行新高考。

  40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紧扣时代脉搏,把握时代特征,倾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要求,制定发展战略,描绘宏伟蓝图。40年风雨兼程,中国教育改革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大潮中不断前行,取得了巨大成就。

历史性变化

  40年来,教育牢牢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努力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期待,有效支撑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40年来,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受教育渠道大幅拓宽。经过40年发展,我国已建成相对完备的教育体系。纵向上,学前、初等、中等、高等各层次教育相互衔接;横向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同步发展,人民群众有了更多样更灵活的受教育渠道。着眼培养一技之长,大力发展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的职业教育,目前全国有职业院校1.2万所,在校生2680万人,中职和高职分别占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着眼满足不同年龄、不同领域、不同职业群体再学习、再深造的愿望和需求,建立了自考、函授、成人夜大、成人高考、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等多种教育渠道,大力发展包括继续教育、老年教育、社区教育、农民工教育培训等在内的终身教育。现代社会,终身学习逐渐成为潮流,老年大学、社区教育、远程教育、慕课、学分银行,新内容新形式不断涌现,人人学习、时时可学、处处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加快建立。

  40年来,教育公平的步伐不断加快,每个人受教育权利得到更好更有力的保障。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国家坚持全纳包容的发展理念,努力让每个孩子不分民族、种族、性别等都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机会,社会主义优越性在教育领域充分体现。2008年秋季学期起,我国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实践中,国家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两免一补”、全面改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重大工程项目,农村学校办学水平明显提高,全国超过80%的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更多农村孩子享受到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努力提升中西部教育,通过西部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工程、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程、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教育脱贫攻坚等举措,全面提升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

  国家加大关心帮扶困难群体力度,建立覆盖从学前到研究生教育的全学段学生资助政策体系,2017年资助贫困学生近9600万人次,资助资金超过1800亿元,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目标基本实现。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不断增加,目前80%以上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积极发展特殊教育,1985年全国特殊教育学校仅能容纳4万多学生,现在基本实现每30万人口以上县建成一所标准化的特殊教育学校,视力、听力、智力三类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0%以上。为残疾学生专门研制试卷、专门设置考场、专门设立学位,让他们拥有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每个孩子的关心关爱,体现了整个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40年来,人才培养和科技供给水平逐步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教育培养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为各行各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1982年,我国文盲和半文盲人口达2.3亿。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2000年我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这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成就,是中国教育的一项壮举。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已累计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9900万名高素质专门人才,职业学校累计培养和输送了2亿多名技术技能人才。我国高校年毕业生人数从16.5万增长到820万,40年间增加了近50倍。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5年,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45%,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5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校是科技创新和重大发明的重要源头,为推动我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大国作出了积极贡献。目前,高校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任务,建设了60%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发表科技论文数量和获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均占全国80%以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和研究成果均占全国总数80%以上。国家先后实施“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双一流’建设”等重大项目。2016年,中国成为本科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我国工程教育质量得到国际认可。我国高校在全球的位次整体大幅前移,进入世界排名前列数量显著增加,近100个学科进入世界前千分之一,在载人航天、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有力推动了创新型国家建设。

  历经40年发展和变革,教育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群众受教育权利的保障今非昔比,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开启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使命担当,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今年9月10日,党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大会,这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召开的第一次教育大会。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一次写入历史、进入人心、改变生活、开启未来的大会。会议全面深刻阐释了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谋划了教育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新征程。

  这一新征程,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新征程。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切实做到“九个坚持”。切实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做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财政资金投入优先保障教育,公共资源配置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这一新征程,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新征程。立德树人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不动摇,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等六个方面下功夫,深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学术、进学科、进课程、进培训、进读本,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和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这一新征程,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重振师道尊严。建设教育强国,对教师队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对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质,深化教师管理制度改革,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

  这一新征程,是坚决破除制约教育事业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的新征程。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关切,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要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为学生、为老师、为学校减负,充分激发教育事业发展生机活力。要调整优化高校区域布局、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发挥好开放对改革的倒逼作用,在开放中做强中国教育,提升我国教育世界影响力。

  这一新征程,是加强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新征程。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四个意识”导航、用“四个自信”强基、用“两个维护”铸魂,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贯彻到教育工作的方方方面。要加强各级各类学校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把加强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生命线,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得到贯彻执行。要深入推进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40年艰苦奋斗,不忘初心;40年筚路蓝缕,硕果累累。今天的中国教育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教师的工资水平不仅是影响中小学教师供给的重要因素,更影响着教师职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也对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随着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倾斜,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自2009年绩效工资政策实施以来,包括非义务教育阶段各地中小学校陆续实施绩效工资,在提高教师工资、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上起到了一定作用。本文通过调查认为,在实施好绩效工资政策的同时,应认识到绩效工资分配考核是工资系统工程的重中之重和关键环节,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工作量大,政策性强,牵涉面广,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专业性,在实施过程中显露出的各种各样的执行疑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教师绩效工资分配考核中的执行疑难

 

2009年以来实施的绩效工资政策在提高教师工资、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显露出各种各样的执行疑难。

 

一是多数教师对学校绩效工资分配考核方案的认同度不高,思想认识不到位。按照规定,教师绩效工资水平参照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水平,执行中部分区县教师70%的基础性绩效工资一般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水平,只有加上30%的奖励性绩效工资才能保证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部分教师对绩效工资文件中表述的“30%”奖励性工资认为是拿了自己“30%”的工资进行重新分配。部分地方未处理好绩效工资与当地原有政策的关系,在执行中存在不合规定的行为,加重了教师对绩效工资分配的疑虑。此外,一些地方受教职工思想认识不到位以及传统大锅饭思想等因素的影响,认为教师工资差距不能过大。

 

二是学校中层干部和班主任岗位津贴的体现不好把握。中小学中层干部在学校属管理人员,负担学校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同时又要承担教学任务,工作量确定方面如何把握缺乏政策依据。班主任岗位津贴的体现也是一个棘手问题,存在总量少、管理缺乏灵活性问题。目前关于班主任津贴的标准仍然是人事部、国家教委、财政部[1988]23号文件中确定的,小学8元至12元/月,中学10元至14元/月,建议各省市自治区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状况,按照不同学段、班额择机调整和提高班主任津贴的标准,具体标准在300~1200元之间。

 

三是学校绩效考核方案不完备、绩效考核机制不完善。大部分地区在绩效考核方案制定的粗细上难以满足所有教师的需求,单位对岗位说明和岗位职责界定存在不清晰或不易考评的问题,不同类型教师工作量缺乏依据。绩效考核指标不科学,评价指标笼统模糊;评价方式单一,仅将绩效工资与职称紧密挂钩;缺乏基于团队的绩效考核,削弱团队凝聚力。部分学校碍于不好平衡、不得罪人等各种原因,以简单的津贴补贴平均化方式应对,没有按照规定要求严格实施。

 

四是教师职业边界不清晰、工作难以绝对量化,重大疾病及请假等有关事项有待统一规范。调查中许多学校反映,在摒弃了“升学率”这个硬性的量化指标以后,教学的过程、效果以及教师的师德、工作主动性、奉献精神、合作意识等一些“软指标”很难用数值或百分比去衡量;学校的管理人员、教辅人员工作量很难量化,如何平衡这部分人员与一线教师之间的工作量非常困难;量化考核指标体系以数量追求为导向,会造成“重数量轻质量”。许多省市反映目前上级教育部门没有关于癌症、重大精神类疾病和借调、请假人员绩效工资发放的明确规定,导致学校在制定绩效工资分配方案过程中,缺乏文件依据,分歧较大。

 

五是部分主管部门和责任人思想认识不足、履行职责不够到位。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政府行政部门、学校行政主管部门没有充分发挥管理指导职能,对学校绩效工资工作指导监管不够有力,政策宣传不到位。部分学校绩效考核不到位,没有真正体现按绩分配。一些校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存在畏难情绪,不敢碰硬,不敢突破瓶颈,对拉开差距搞活分配缺乏决心和措施,习惯用收入增量来调动教职工积极性,没有用好绩效工资的政策杠杆来充分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使绩效工资改革成果在教育改革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如何改进和完善教师绩效工资分配考核

 

一是制度设计上要注重“三个相适应”、实现“三个转变”、推进“两个统筹”。

 

“三个相适应”,即教师绩效工资分配要与教师的实绩贡献相适应;与学校教育教学特点和规律相适应;与有效约束和激励教师相适应。通过绩效工资分配,营造“薪随事转、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氛围,让激励贯穿收入分配的全过程。

 

“三个转变”,即变“人均均摊”为“总量统筹”,按业绩分配,强化以投入的总量进行绩效管理的理念,做好总量的文章;变“增量简单叠加”为“增量撬动存量”,以增加总量为契机进一步加大考核和激励的力度,学校要根据工资总量和任务变化情况,动态调整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变“增资部分普加”为“向承担重点难点任务倾斜”,把教师实绩和考核结果纳入考量,不以职务职称简单划分等次,切实体现优绩优酬并向重点人群倾斜。

 

推进“两个统筹”,即明确各县区级统筹总量为本县区学校绩效工资总量的10%,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学校年度发展进步情况,加大对学校绩效奖励力度。通过加强对学校年度绩效考核奖励合理拉开学校差距,营造校校争先、改革进取的氛围。学校层面,搞活分配的总量不低于本校绩效工资总量的50%,对承担重点改革任务的教师予以重点奖励。

 

二是鼓励开展学校年度考核,破解校际大锅饭,设立学校年度工作考核奖,构建全方位考核评价体系。

 

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绩效考核分配时,鼓励教育行政部门为激发学校活力,将学校办学业绩、发展水平、年度工作考核结果与学校绩效奖励经费分配额度、领导干部个人年度工作考核奖励、教职工年度考核评优比例分配等相捆绑,有奖有扣。如考核优秀、考核合格的学校,其实际可支配使用的绩效奖励分配总量达到财政核拨数的115%、110%左右。通过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掌握的奖励经费,打破校际、教职工之间绩效分配的大锅饭,向教学任务重或建设成效明显的学校倾斜。

 

三是以人为本,充分发挥绩效工资激励特殊贡献者作用,针对性设立各类绩效考核奖。

 

建议各省市县绩效工资实施方案时,梳理完善区级层面统筹项目,在统筹经费中列出“基本类激励项目”“综改类激励项目”“机动激励项目”的激励和补贴,进一步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导向作用。其中,“基本激励类项目”包括:校长职级制绩效工资、校长书记年考核奖、义务教育阶段按随班就读学生人数给予工作补贴、对特殊教育学校和承担特殊教育工作的专职教师给予补贴、对于承担民族教育工作给予补贴、对承担援疆、本市郊区支教工作的教师给予补贴、对学生寄宿的学校进行补贴、特级教师、特级校长奖励、见习期教师规范化培训带教津贴、对于缺编单位进行大班额工作量补贴等;“综改类激励项目”包括:学科带头人津贴、区域教学类评比奖励、对集团化办学学校进行补贴等,每月发放。区学科带头人是从获得中学高级职称教师中按比例和条件,由专家评选产生的,原则上3年一个任期,任期结束后重新评选。“机动激励项目”主要用于在文明校园创建活动中获奖单位给予奖励、激励在勇于承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大项目和重大领域任务、教师团队专业发展中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勇于承担对口交流和支教任务、勇于承担旨在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素质教育任务等项目中作出突出业绩的单位和个人等。

 

四是以增资为契机,奖励优秀骨干教师,坚持保障、聚焦改革和重点任务。

 

建议各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在统筹经费中设立了区学科带头人津贴,每月发放。同时,充分考虑教师承担的改革任务重、工作内容多、责任大,以及“二孩”政策下人口增长带来工作量的刚性增加等因素,加大区、校对绩效工资总量的统筹使用,从总量中拿出一定比例,通过奖励的方式,保障重点改革任务的推进,特别是推动高考综合改革、规范义务教育秩序、小学“零起点”教学、晚托班、“等第制”学业评价、“快乐30分钟”活动及学生补缺补差等工作。

 

五是改革教师职务聘任和工作量要求,组织好岗位竞聘以及做好定岗工作。

 

为做好学校绩效分配考核工作,鼓励基层学校要求在校教师每学期末填写岗位课务意向表,学校根据其意向以及学校实际情况确定其岗位,校领导班子以及办公室人员开学初召开专题会议,讨论特殊岗位的工作量计算,把握好客观尺度并调动好教师的积极性。对各学段不同学科教师作出基本教学工作量量化规定,并将教学工作量达到基准要求作为教师申报职称评审、参与“县管校聘”和绩效考核奖励的必备条件,提升教师配置效益和队伍发展活力。

 

六是要积极应对新形势下涌现的新问题,及时调整政策,不断完善考核指标体系。

 

学校考核指标的制定设计要讲究三个“结合”,并在考核指标的制定中努力体现。其一是设计考核指标科学性、全面性与人性化结合。在制定绩效方案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教师各个方面工作的价值,考核内容尽量细致、具体、全面,对考核标准量化指标进行科学的分析,确定其比例,人性化体现在方案着力体现了对于年长的教师的尊重与照顾。其二是考核体系可操作性与导向性结合。在方案的制定与修改上,力求考核指标细致、定性、量化,以保证最大限度的公平公正。其三,考核突出个体发展与团结协作结合。绩效方案以促进优秀人才尤其是优秀青年教师的成长为原则,鼓励教师在教育教学岗位上争先奉献,注重专业发展。一个学校的发展,不能光靠教师的单打独斗,教师的实力再强,没有团队的协作以及学校风气氛围的带动,各方面工作也不会有长足的进步。鼓励学校探索每学期印发《教师工作手册》,涵盖教师的工作量、专业化发展、教育教学成果研究、会议记录、学习记录、教学反思、学期工作汇总等内容,对教师进行定量考核和定性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和阶段性评价相结合,通过简便易行的方式把教职工的工作数量和质量体现出来,为教师考核和学期绩效奖励提供第一手资料。

 

总之,完善中小学学校内部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有效体现教师工作量和工作绩效,建立体现以教书育人、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机制,是切实保障和提高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教师权益、保证教师安心从教的基本要求。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要以改革绩效工资为契机,真正激发广大教师热心从教的内生动力,造就出高素质专业化的创新型教师队伍。

48岁的王亮现任大连重工·起重集团下属机电安装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来到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工作后,他主持指导100余台/套本企业设计制造的大型设备电气控制系统的安装调试。

 

作为企业工程师,自1993年至今,他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1500余万元,先后被授予集团公司劳动模范、大连市劳动模范、大连市学习型个人标兵、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王亮说:“近年来,集团公司为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成立了专业化的后服务公司,我领导团队开拓设备后服务市场,后服务业务的订货额从2009年的400万元增长到了目前的1.5亿元,长期服务项目从1个增加到近50个。”他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是一名大国工匠在企业成长的缩影。

 

“初生牛犊不怕虎”赢得客户信任

 

王亮高考落榜后,来到大重职高电工专业就读。读职高期间,他就阅读大学电气专业的有关书籍,成了正式电工之后,更是积极学习电气理论知识和电工操作技能。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安装工人一年约有300天时间在祖国各地安装施工,而且多为露天作业。

 

冬天,他在采暖条件差、墙上挂着冰凌的驻地工棚里裹着被子读书;盛夏,在江南水乡驻地为躲避蚊虫叮咬,他就钻进蚊帐坚持学习。日积月累,他掌握了一名电工必备的知识和技能,成长为一名生产技术骨干。

 

大型装卸机械设备FZ-2C型翻车机卸车线,是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自主开发的国家级新产品。其中,电气控制系统采用全线PLC自动化控制。当设备在石家庄焦化厂即将进入电控系统调试阶段时,原定担任电气主调的电气主任设计员离开了企业。而当时公司内的其他电气设计人员都重任在肩。于是,C型翻车机卸车线电气主调这个重担压给王亮。

 

“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拿了技术资料和一件棉大衣就从条件优越的招待所搬进C型翻车机的电控室。拿来方便面和电炉子,他在钢板地面上铺了个棉门帘子,既当坐席又当床铺,不分昼夜研读。20多天后,他眼睛布满了血丝,人变得又黑又瘦,体重减轻了4公斤,但却初步弄明白了PLC的控制原理。

 

由于C型翻车机是新产品,缺少现成的技术参数,只能一个一个地摸索。经过上百次的反复调整和修改,他终于完善了控制程序,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全线调试,并通过国家验收。FZ-2C型翻车机卸车线先后获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从此,王亮学习高新技术的劲头更足了,电控技术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电控技术发展到哪里,就跟踪学习到哪里,他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日益增强。用户们纷纷要求他去主持产品电控系统的安装调试。

 

苦练本领,帮助外国专家纠正失误

 

机电安装工程公司工作人员汪靖介绍,1995年至今,王亮先后参与了6个大的中外合作生产项目。在外国专家合作中,王亮不仅认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先进的自动控制理念、先进的工艺方法和严谨的工作作风,还苦练英语,他的英语水平渐渐提高到了借助词典能够读懂英文技术资料、并能用英语直接与外国专家进行技术交流的程度。一次,日方设计的天吊调试时动作不灵。王亮就运用学习所得,找出了日方图纸中过负荷保护装置电气线路设计的疏漏,帮助修改线路,完成了调试。日本专家很高兴,还请王亮设计本应由日方设计的工程外围电气施工图。

 

与英国某公司在天津港南疆码头合作安装调试两套双车翻车机时,王亮先后发现英方设计问题30余处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一线翻车机调试时,货车车辆有时脱轨,英方现场专家一时拿不出解决办法,心急如焚。王亮用一周时间找到了原因,原来是英方的软件设计中缺少针对中国国情的车辆检测程序段,增设这个程序段就解决了问题。二线翻车机调试时,翻车机卸完煤有时回不到零位,直至重载试车日期逼近,问题仍没解决,现场的英国专家十分焦急。翻车机卸完煤回不到零位的原因很复杂。王亮采用排除法,断定是程序问题。而程序十分复杂,与倾翻装置相关点就有300余个。王亮就利用可编程序控制器夜以继日地一个点一个点地查找原因,终于捕捉到英方软件设计中程序扫描与结果输出不匹配的失误,经修改程序,使重载试车如期进行。

 

从此,虽然合同规定这次合作由英方指导安装调试,中方配合,但英国专家却主动与王亮交换位置,请王亮主持安装调试。

 

拒绝英方高薪邀请,全力为企业发展作贡献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团委书记马亚男介绍,王亮通过对本企业几大类产品安装调试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设计出了一套散料装卸机械、港口装卸机械、焦炉机械和连铸设备电控系统安装调试的软件,使复杂技术含量较高的安装调试变得相对简单,易于掌握,使质量和效率大幅度提高。

 

在天津港南疆码头双车翻车机项目的合作接近尾声时,英国公司给王亮发来了首签4年合同的邀请函。

 

在当时,英国公司提供的年薪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但王亮认为:“英国人之所以高薪礼聘我,是因为祖国和企业把我造就成才。当国家和企业急需人才之际,如果遇到对个人有利的机会就走人,那么要谁来建设我们的企业和国家呢?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去做,我们的待遇迟早也会提高上去的。”为此,王亮谢绝了英方的邀请,继续全力以赴为企业的发展作贡献。

 

在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宣传部长王琳看来,王亮就像一支燃烧的蜡烛,为他人发光发热。近年以来,王亮作为导师先后指导多名大学本科电气专业毕业的徒弟,他们已成为公司电气安装调试的技术骨干。王亮还结合工作实际,把自己的知识技能传授给共事的青年工人,带动大家共同成长。目前,王亮所在的安装公司高级工的比例已由2001年的6%上升到72%。王琳说,王亮还多次主动放弃集团公司为劳动模范提供的赴俄罗斯、泰国、韩国参观学习的机会,牢牢地坚守在安装调试设备生产一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概括为“九个坚持”,强调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要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科学研判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政治定力、价值定力、质量定力。

 

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看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政治定力。进入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既是战略目标,也是政治定力。以人为本是高等职业教育必须秉承的办学观,让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等职业教育是政治定力之要、质量立校之本。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但是,高等职业教育在做人教育与做事教育上发展不平衡,重做事、轻做人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满足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个性发展方面,满足学生对美好大学生活的向往方面仍有一定差距,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供给质量不高的问题。进入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必须拧紧立德树人这根弦,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德树人的前提是立德,就是要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中国心、报效祖国的强国梦;根本目的在于树人,就是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服务国家建设、成就人生的过硬本领。立德树人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好德才兼备,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立德树人是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长期坚持的政治使命,要不断增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供给的政治定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艰巨任务看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定力。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难啃的骨头在深度贫困的西部地区,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加快发展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提高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供给质量。这就是高等职业教育进入新时代的价值定力之所在。公平是质量的基础,质量是公平的前提。因此说,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定力,就是要更加注重面向人人办好高等职业教育,更加注重面向深度贫困地区办好高等职业教育。加快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深度合作,缩小东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资源差距;扩大在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招生规模,深入挖掘智力扶贫、智力支教的全国资源,完善智力扶贫支教的相关政策。充分发挥高等职业教育面向大众的办学优势和脱贫致富的人才培养优势,使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孩子都能接受高质量的高等职业教育,让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老百姓尽快富起来,一起进入小康社会,过上幸福生活。

 

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维度看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质量定力。互联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战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都需要发展方式、生产过程、产业结构、驱动要素等方面的深刻变革。但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适应新兴产业要求、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人才供给质量等方面既不平衡,也不充分。要改变当前的发展格局,最根本、最核心的要素是人才,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是新时代最前端、最重要的供给侧改革。直面变革,高等职业教育必须转变育人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要求,强化跨界培养意识,提高跨界培养能力,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新体系。

 

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新体系,专业、课程、教学等育人资源的供给质量是重中之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世界第一,但发展质量还不是第一,与人民的期待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专业发展、课程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很突出。针对发展中出现的矛盾,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全面把握“人民期待”和“以学生为中心”的精神要义和科学内涵,不断深化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大力气提高高职院校专业、课程、教学等育人资源的供给质量,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进一步满足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需求。

对于方兴未艾的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教育部更趋向于在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以下简称产业学院)率先突破。实践中,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以公办高校引入社会资本为改革的主要潮流和趋势,大体分为深度混合(学校层面的混合)与部分混合(二级单位混合)两种。

 

相较而言,在国家关于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顶层设计缺位的背景下,许多高职院校更愿意选择采用部分混合,即产业学院的方式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探索。产业学院已然成为高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聚焦点。

 

目前,产业学院的发展虽有政策倾斜,却缺乏操作规范,体现为产业学院普遍存在法律地位模糊、产权界定困难、现代治理结构缺位、市场运营机制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学院作为新兴的教育组织形态,却囿于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不承认二级学院的法人资格。面对现实的困境与尴尬,产业学院该如何破局,又将怎样发展,成为高职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的重要课题。

 

名实之辩——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的概念内涵

 

“产业学院”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所倡导的,并于2000年正式运营的产业大学,即“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创造的,通过现代化的网络和通信技术,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学习产品及服务的开放式远程学习组织,是学习者和学习产品之间的中介机构”。

 

实际上,英国产业大学类似于现代的网络学习平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它的办学主旨是依托现代网络和通信技术,为提高企业生产力和竞争力,提高个人知识力和就业力提供教育服务。我国“产业学院”源起于广东中山,典型代表是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结合中山市产业布局特点与产业战略发展需要,与产业行会和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兴办的沙溪纺织服装学院、南区电梯学院、古镇灯饰学院、小榄工商学院和“互联网+”产业学院等多个二级学院。这些二级学院依托优势专业对接当地产业,以服务相关产业集群为宗旨,被称为“产业学院”。

 

由此可见,我国的“产业学院”与英国的“产业大学”具有不同的内涵,但究竟何谓“产业学院”,学界并未达成统一认识。

 

由于“产业学院”的内涵缺乏清晰的界定,学者在使用“产业学院”概念时也是各执一词。有的将“产业学院”定义为职业技术学院的二级学院或以二级学院机制运作的办学机构。有的将“产业学院”界定为具有明确产业服务对象以及紧密产学合作关系的职业技术学院类型,以区别于地方性综合高职学院和混合型的高职院校。

 

概念的混用,不利于研究话语的统一,更加剧了实践的困惑。笔者认为,为推进高职混合所有制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深入,必须首先明确“产业学院”的概念内涵。

 

本文将产业学院界定为:具有混合所有制特征和产业服务功能,建立现代法人治理模式,实行市场化运作的高职二级学院或以二级学院机制运作的办学机构。产业学院类似于高职二级学院,但与传统公办高职院校的二级学院(以下简称二级学院)又有显著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权结构不同

 

产业学院的产权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其中既有公有资本的参与,亦有产业资本的融入,有的还有集体、私有、外资等资本的加入。产业学院的产权结构开放包容,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助力产业学院发展。

 

二级学院的产权结构具有单一化特色,所有资产都源自公有资本或非公有资本,办学经费由政府财政划拨或由非公有资本出资人出资。二级学院的产权结构,限制甚至排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加入或渗透。这种产权封闭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二级学院的发展。

 

2.办学指向不同

 

产业学院以服务特定产业发展为主旨,侧重产业服务性,与产业的对接更加紧密、直接。产业学院教学体系设计更多融入岗位需要,兼顾行业资质要求。设计思路为先明确岗位要求,再确立课程要求,最后聚合专业要求,体现出内生性特点。

 

二级学院办学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主旨,侧重于区域服务性。二级学院教学体系设计更多地考虑学历需求,兼顾社会评价要求。设计思路为先有学校要求,再确立专业要求,最后分解课程要求,体现出设计性特色。

 

3.运行机制不同

 

产业学院的运行模式契合了市场经济的需要,体现出民主治理的特点。市场在产业学院的专业设置、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产业学院有自己的章程和独立的决策、执行、监督机构,实行分权制衡的民主治理。

 

二级学院的运行模式保留了计划经济的遗痕,体现出行政管理的特点。二级学院的专业设置、资源配置都受院校管辖。二级学院缺少自己的章程和独立的决策、执行、监督机构,依附于学校及相关部门的管理。

 

综上,产业学院作为教育组织形态创新的全新办学模式,在产权结构、办学指向、运行机制等方面都与传统二级学院有着根本不同。产业学院以产权的混合推进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走向深入,也引发了学界一系列理论争鸣,需要深入研究。

 

地位之争——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的法律地位

 

按我国《民法总则》及相关法律规定,高职院校的二级学院是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

 

在实践中,二级学院作为高职院校的组成部分,只能以学校的名义从事教学、科研活动;二级学院占有、使用的财产并非自己所有,而是学校的财产;二级学院的管理人员非由内部选举产生,而是由学校指派;二级学院从事业务活动的法律后果也由学校承担。

 

产业学院是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新兴办学模式。对于产业学院办学,由于国家层面暂时缺乏相关法律及政策规范,所以产业学院只能参照二级学院运作。如果将二级学院的上述特质,生硬套用于产业学院,会出现明显的“水土不服”。

 

笔者认为,产业学院已然不是二级学院的简单升级,而是高职院校组织形态的完全创新。从长远看,未来国家政策层面必然会出台关于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指导意见。产业学院既肩负着为政策出台提供参考的重要使命,更承载着创新职业教育体制机制的诸多期许。

 

因此,对于产业学院这样一种全新的高职教育组织形态,未来国家顶层设计无需过分拘泥于现有法律制度的藩篱。事实上,法律制度本身固有的“滞后性”缺陷,注定了无法穷尽所有的社会现象,无法为所有新兴事物提供法律支撑。产业学院作为实践探索先于理论探讨的新兴教育改革组织形态,其本身就彰显了突破现有制度束缚的勇气。

 

笔者建议,产业学院相关制度设计应以符合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满足教育组织形态创新的需求,兼顾深化产教融合的使命为根本出发点和逻辑落脚点。未来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可考虑基于独立法人视域,构建产业学院办学模式。这种设计思路,彰显出以下优势:

 

1.契合了职业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也出现了系列多样性、灵活性、开放性等一系列新特点新趋势。

 

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多的产业组织、行业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过程中,进而引发了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重组,带来了职业教育体制机制的变革。

 

正因为如此,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会更依托“产业”,更倾向“定制”,即职业教育会趋向于在专业对接产业的框架下,依据产业需求,通过“定制”各种教育课程、生产实训或培训项目,灵活提供覆盖产业生产全过程的,囊括劳动者整个职业生涯各时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

 

这种发展趋势必然要求二级学院享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更灵活的组织教学科研与培训服务,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开展教学科研活动的办学主体。虽然传统二级学院碍于资本及管理模式的限制,困守“非独立法人”的法律藩篱,但产业学院毕竟不同于传统高职院校的二级学院,可以考虑在法律制度设计时,依托资本混合的特质,争取“独立法人”地位。这将充分发挥“混合所有制”的优势,契合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的需求。

 

2.促进了职教办学体制的多元创新

 

把经济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概念引入高等教育领域,将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办学体制创新提供新思路。事实上,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已率先开展了具有混合所有制实质的探索,兴办了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独立学院”。一些高职院校近年来也依托国家政策支持,兴办了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

 

独立学院是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利用经营性资产和社会资本合办的依法享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产业学院作为从事职业教育的高等职业院校利用经营性资产和社会资本合办的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理应享有独立法人地位。

 

实践中,已经有公办高职院校开始探索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产业学院办学模式。如,威海职业学院与山东万斯达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威海职业学院万斯达学院。万达学院依法享有举办者投资形成的法人财产权,在章程规定及审批机关核准范围内独立从事办学经营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威海职业学院万斯达学院

 

3.激发了深度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

 

2017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教育改革和人才开发的整体制度安排。深化产教融合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产业学院以资本的融合破解了产教融合深入发展的瓶颈。但从长远来看,更应关注促进深度产教融合的动力问题,即如何吸引产业资本与教育资本融合兴办产业学院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业企业热衷于兴办产业学院的最大动力是为了规避资本风险,实现资本增值。

 

事实上,在产业资本寻租过程中,行业企业无论是关注资本风险规避,还是资本保值增长都希望产业学院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从资本风险规避来看,如果产业学院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依照我国《民法总则》第六十条的规定,产业学院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作为产业资本出资人的行业企业仅以出资为限,对产业学院的办学经营行为承担有限责任;如果产业学院不具备独立法人地位,行业企业作为出资人则需要与产业学院一起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赔偿责任。行业企业从资本风险控制角度出发,显然不愿意承担无限连带赔偿责任。

 

从资本的保值增长来看,如果产业学院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在理论上“产业资本”能够通过投资转化为产业学院的股权,行业企业作为出资人可以依股权获得收益,且收益会随着法人财产权的扩大而增长。此时,行业企业获得办学收益的依据是“资本”;而产业学院不具独立法人地位时,行业企业只能依据各出资方共同订立的“合同”获得办学收益。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能自行增殖并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显然,依据“资本”获得收益相较依据“合同”获得收益,更稳定也更持久。

 

综上,产业学院具有独立法人地位,行业企业才有参与职业教育改革,深化产教融合的持久动力。

 

属性之明——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的法人属性

 

前文对于产业学院法律地位的论述,多是从实践层面自下而上地推演,但真正从理论层面自上而下地进行顶层设计时,产业学院一旦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则必须直面产业学院的法人属性问题。明确产业学院的法人属性应把握以下几点:

 

1.资本所有制形式并不决定法人属性的判定,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才是确定产业学院法人属性的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关于高校法人属性的规定,受《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的影响,公办院校因其财政事业经费支持而被归入机关事业单位管理;而对于民办院校,则依《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的规定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以区别于政府出资的公办院校。

 

这种学校法人属性的区分是建立在学校资产公有或民有的基础之上的,也使人们错误地囿于所有制视角,将公办与民办作为明确学校法人属性的标尺,以致《民法总则》确立“营利性法人、非营利性法人”的法人分类方式后,很多人仍习惯性沿用所有制区分思维,将公办学校归入“非营利性法人”,民办院校纳入“营利性法人”。可见,高校“非公即民”的资本所有制形式禁锢了人们对高等院校法人属性的思考。

 

适应我国经济体制变革与职业教育改革需要的混合所有制院校打破了高等院校“非公即民”的分类方式,成为“非公非民”的全新职业院校组织形态。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横空出世,说明单纯用所有制作为确定学校法人属性的标准,已经不适合当下职业教育改革的实践需要。

 

2017年新实施的《民法总则》将法人分成“营利性法人”“非营利性法人”“特别法人”三个一级分类,确立了以“营利”为标准进行分类的原则。按《民法总则》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判断法人属于“营利性法人”还是“非营利性法人”关键把握两点:其一,法人是以公益为目的还是营利为目的;其二,能否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取得利润。

 

产业学院作为混合所有制院校的一种组织形态,其法人属性的确定已然不能遵循资产所有制形式决定法人属性的思路,而应顺应《民法总则》的立法体例,以是否“营利”为标准。

 

2.公益性与营利性并不导致法人属性的矛盾,二者兼容共生才是产业学院法人属性的特质

 

《教育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以财政性经费、捐赠资产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不得设立为营利性组织”。

 

该条文为成立营利性的混合所有制院校法人设立了制度限制,也折射出把教育的公益性与办学经费挂钩,将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对立认识思维误区。

 

事实上,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既不属于同一范畴的一对矛盾,也不存在直接对立关系。

 

对教育公益性的理解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从国家层面理解,教育的公益性是教育活动的天然属性,这种公益性源自因人受教育而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教育活动不管以何种方式(包括民办教育)提供,都不会影响教育的公益属性。在这个层面,公益性与营利性并不矛盾。从学校层面理解,如果由政府或其他组织和个人无偿提供或低于成本提供教育,那么这种教育就具有公益性质,反之就不具有公益性。在这个层面,公益性与营利性存在矛盾。

 

人们之所以将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对立,是混淆了理解教育公益性的两个层面。在国家层面,立法者要保障教育的公益性无需过分关注办学资本的来源和产权运作模式,而应该着眼于采用哪种提供方式可以保证教育公益性(公共福利)的最大化。

 

产业学院以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为己任,必然继承教育公益性的固有基因。同时,产业学院因为社会资本的融入,要兼顾资本营利性的天然需要。产业学院必需满足出资人的投资回报需求,才能吸引资本投资不断涌入,进而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教育产品,使教育公益性最大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学院的公益性与营利性并非水火不容,不能共存。相反,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具有兼容性。产业学院的公益性保证其教育服务为社会带来巨大公共利益,是外显于社会的;产业学院的营利性决定有关办学行为和对办学盈利处理的制度安排,是内含于学院的。产业学院坚持公益性并不代表其不进行营利行为,坚持营利性也不妨碍其造福社会公益。公益性与营利性兼容共生正是产业学院法人属性的独特之处。

 

3.营利性界定不清并不阻碍法人属性的分类,进行分类管理才是确立产业学院法人属性的旨归

 

《民法总则》确立“营利性法人、非营利性法人、特殊法人”三种法人类型,其立法本旨在于对不同类型的法人给予不同的配套政策,进行精细化管理。学理界从法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和盈余是否可分配两方面,提供了界定“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标准。但归根结底,遵循这种标准仍然无法准确回答法人属性及类型。因为营利性与否不是一个静态标准,不同社会甚至相同社会的不同时期,营利或非营利的判断尺度或界限会有不同。因此,立法在规定法人属性时,就无需过多关注法人设立的目的,而应更多关注法人属性确定后的立法技术及法律调整效果。

 

我国《民法总则》在营利性界定的模糊的条件下,对法人分类采用“营利性”“非营利性”非此即彼的绝对化表达,恰好说明这一点。“营利性”与否判断不明,并不能阻碍法律对法人属性分类的诉求,立法需要法人明确其法人属性,以方便将其纳入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

 

对产业学院而言,由于其兼具教育的公益性和资本的逐利性,很难在《民法总则》法人分类中找到直接归属。但从长远看,产业学院法人属性不明,必然会对其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也不符合立法的本旨。对此笔者认为,既然无法依客观的标准将产业学院归入某类法人,现阶段可以考虑由产业学院对法人属性进行主观选择,以弥补法人属性标准不够客观的遗憾。

 

对产业学院的立法体例可效仿《民办教育促进法》,允许产业学院自主选择注册登记为营利性法人或非营利性法人进行分类管理。这种立法设计从实践层面满足了国家管理现代化的要求,方便国家各项管理政策措施的落实;从立法层面契合了《民法总则》作为基本法的法人分类,呼应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制度安排,维护了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当然,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营利性的标准判断尺度会发生变化,未来也不排除立法对产业学院法人属性作出重新规范的可能。

 

结语

 

基于独立法人视角构建产业学院办学模式,或许会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置疑产业学院能否承担独立法人责任,继而诘问设立产业学院的公办高职院校与产业学院的区别何在。但遵循教育发展规律,产业学院完全可以参照独立学院的发展轨迹。独立学院经过十几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从“依附”到“独立”发展之路,说明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必需以独立法人的身份办学才可以真正发挥混合所有制的体制机制优势。正因为如此,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也将成为产业学院发展的未来制度要求。在当前国家尚未出台混合所有制办学的顶层设计时,对产业学院办学可暂且参照经济领域的“二级法人”,如分公司的模式运作。值得明确的是,此方式只是作为政策法规缺位时的权宜之计,待条件成熟颁布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政策法规时,产业学院必然要明确其独立法人地位才可获得持久发展。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的庄严承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攻坚克难,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公平,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底色,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起到了“稳定剂”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补短板的基础上,聚焦内涵提升质量已成为各级各类教育的核心发力点。公平而有质量,成为教育发展40年来的时代抉择。

 

“普九”到人的全面发展,40年来,我国对教育公平和质量的理解经历了渐进的过程,但追求教育公平和质量的脚步从未停歇。

 

在艰难中迈向教育公平

 

1996年2月,山东省德州市教委组织50名工作人员,分赴94个提出“普九”验收申请的乡镇,进行评估验收。结果却让时任德州市教委主任的高立泉心里凉了半截——94个乡镇仅有71个基本合格,占全部乡镇的不到四成。

 

此时,距德州实现“两基”的“军令状”仅剩一年。全市还有七八万名适龄儿童没能入学,已经入学的,因为教室和教师的短缺,出现了八九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大班额。在市委常委会议上,高立泉把自己的忧虑和盘托出。时任市委书记莫振奎等领导当场表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完成“普九”,不犹豫、不后退,不拖全省的后腿。一番话让高立泉红了眼眶。

 

位于鲁西北的德州,1996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7.4亿元。在“普九”攻坚的3年间,共拨出8.6亿元投入教育。1997年12月25日,这是一个让高立泉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德州最后一个县通过“普九”验收,历时3年、上下齐心的“普九攻坚”在德州宣告完成。

 

像德州一样,上世纪90年代,“普九”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时间往前推10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共和国所面对的现实是,知识重获尊重,教育秩序恢复不久,小学教育刚刚普及,超过两亿的人口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

 

“普九”就这样被急切地提上议事日程。然而,穷国办大教育,彼时的中国要实现“普九”,何其艰难。但再难,也阻挡不住中国“普九”的脚步,因为这是中国迈向教育公平的必由之路!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首次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写入法律。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提出“到本世纪末,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

 

2001年1月1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2000年底,全国“普九”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青壮年文盲率下降至5%以下,为全民教育贡献了中国智慧。

 

这一页沉重地翻了过去,但这一页远未完全翻过去。剩余15%未达标人口地区更是难啃的“硬骨头”。在本世纪初年,我国8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是义务教育的大头,农村义务教育量大面广、基础薄弱,几乎涉及教育公平所有问题和难点。

 

2001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作出重大改革,明确提出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以县为主”。从实际上的乡镇举办到以县为主,“人民教育人民办”真正转到了“人民教育政府办”的轨道。

 

2006年春季学期开始,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学杂费,2007年春季推及全国农村地区,2008年秋季学期推广至全国。随着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两免一补”、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教师“特岗计划”等政策密集出台,环环相扣、整体推进,2007年底,西部地区“两基”攻坚以超常规速度如期完成,西部地区教育实现整体性巨变。

 

没有教育机会的均等,就谈不上社会公平。成功实现“普九”,昭示着中国向教育公平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也必将载入中国教育乃至世界教育发展的史册。

 

教育公平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在成功实现“普九”后,中国追求教育公平的脚步并未止步。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教育公平的触角由表及里,在华夏大地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2015年11月,母亲查出乳腺癌时,吉林公主岭市兴治村的王瑞琪正在读高三。拿着8000元的助学贷款,王瑞琪得以迈入大学校门,“助学贷款让我有了追求梦想的可能”。

 

为保障贫困家庭子女群体的受教育权,1999年,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建立,开启了我国利用金融手段实现学生资助的成功探索。随后,国家奖学金、助学金、新生“绿色通道”等政策不断充实资助体系。2013年,随着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的完善,我国学生资助实现了各个教育阶段全覆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生资助体系逐步完善,全国共资助学生达到5.2亿人次,资助经费总投入达到8864亿元,成为一项捍卫教育公平的重大民生支出。当前,我国已建立起从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了各个教育阶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

 

2012年起,高等教育招生向中西部和寒门学子倾斜,这一年,重点高校定向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开始实施。如今,这些专项计划已累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27.4万人。自专项计划实施以来,中西部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到5个百分点以内,相当于圆了100多万中西部地区孩子的大学梦。

 

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特殊教育一直是薄弱环节,也是影响教育公平的一块“短板”。2011年,教育部与中国残联开展了一项摸底调查,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当年,全国实名登记的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有近8.3万人。

 

于是,“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提上国家议事日程。《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提出,3年内将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从72%提高到90%以上;《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提出,到2020年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以上。

 

补齐特教“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的国家承诺正在变为现实。

 

让孩子在学校吃饱饭、吃热饭曾是不少农村家庭朴素的愿望。2011年,一场民间发起的指向贫困学童的“免费午餐”公益活动,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这年10月,国务院正式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截至目前,全国3700多万农村学生吃上了免费营养餐。

 

效率与公平、普及与提高,往往是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的天平上,中国教育在改革发展中一直在寻求平衡。2014年,“划片就近入学”“免试”“杜绝择校费”开始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年年初,教育部先后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以政策铁腕确保破解择校难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19个重点大城市被下了最后通牒,点名要求整改。2017年,24个热点大城市小学、初中就近入学率分别达到98.7%、97.0%,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和历史性突破。

 

致力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开启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时代,内涵发展成为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力点。

 

——学前教育方面。2011年起,国务院连续推出3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目标直指“扩总量、建机制、调结构、提质量”,在普惠园、民办园上下功夫,向中西部、农村薄弱地区倾斜。国家提出,到2020年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后,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将达到80%。

 

——义务教育方面。指向教育过程公平及资源配置的“均衡发展”成为新标尺。“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2017年4月《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的出台为标志,我国义务教育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进入全面提高质量的新阶段。

 

——职业教育方面。如何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技能人才,成为职业教育转型发展必须面对的新问题。2010年11月,100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公布,以此继续推进“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2011年5月,175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名单公布,进一步引领我国职业院校提升办学、深化改革。

 

——高等教育方面。在完成了规模扩张、教育体系日趋完备的前提下,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向纵深推进,内涵式发展取得新突破。2017年9月,“双一流”建设破土而出,成为继“211工程”“985工程”后,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新起点。以改革为动力,重点高校正探索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同时,以需求为导向,地方院校正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坚持“以本为本”,2018年6月,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从“本科教学”到“本科教育”,虽仅有一字之差,反映的却是我国本科教育形势的发展、内涵的拓展和地位的提升。

 

“内涵发展、提高质量”,靠什么来推动,有没有切实可靠的依据?答案似乎并不难找,那就是靠建立标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探索教育领域的标准体系建设,确保教育质量提升有据可依。《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我国教育标准化体系建设正式纳入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的范畴,涵盖各级各类教育,涉及管理、教学、教师、学生发展等一系列标准体系相继出台,成为我国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抓手。

 

内涵发展、质量提升,课堂是主阵地。课程教材改革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载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完善各级各类课程标准、丰富并优化课程专业设置、规范教材建设、各级各类教学改革的政策文件不断出台,为学校课程教材改革提供了方向定位与指导。与此同时,国家通过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与质量监测、强化教育督导并将其法治化、规范化,从而为提升教育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

 

通过一系列努力,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得到普遍认同,有效促进了学生的能力提升和全面发展;核心素养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基础教育学校课程与教材体系不断优化,职业院校探索形成了基于校企合作的课程开发机制,高校创新导向的课程与教学探索初见成效。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自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成为各级各类教育部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自觉行为,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尊重教育规律,成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永恒追求。

 

40年前的冬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共和国向着改革开放的春天走去,共和国的教育也向着更好更公平更有质量的目标一步步迈进。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正向建设教育强国迈进。


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解读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党的十九大做出的“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其中,《意见》对“大力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强调了合格稳定的幼儿园教师队伍对于实现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的重要战略意义。

 

直面问题:剖析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

 

自从2010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在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意见》的制定就是指向解决当前我国学前教育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聚焦难点,精准施策。《意见》明确指出,“教师队伍建设滞后”是学前教育发展的“短板”。具体来看,教师队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步伐难以满足学前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趋势之下,幼儿园教师队伍在数量上的短缺和专业发展水平上的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学前教育继续前行的关键问题。2017年,我国幼儿园教师队伍的数量已经达到419万人,主体学历提升为专科毕业层次,但学前教育阶段的师幼比依然低至1∶18.9,未评职称的教师比例高达74.4%,公办园班均专任教师仅为1.34人,班均保育员仅为0.34人,均未达到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

 

二是幼儿园教师队伍管理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部分省份在幼儿园教师的身份地位、工资待遇、职称评聘、培养培训和队伍管理等相关环节缺乏专门性政策和制度化保障,导致幼儿园教师的总体待遇偏低且差异很大,岗位的职业吸引力较差,难以留住优秀人才。一项针对中西部23个省份的调查显示,53.7%的区县没有制定解决公办园非在编教师工资的相关政策,在编教师月均工资为5078元,非在编教师月均工资为2164元,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

 

对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一方面说明了国家对“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政府破解师资队伍建设难题的决心。

 

明确目标:提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清晰规划

 

基于教师队伍建设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后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现状,《意见》依据“完善学前教育体制机制,健全学前教育政策保障体系,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的指导思想,对未来一段时期内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从四个角度进行了清晰而详细的规划。

 

一是在教师队伍地位待遇方面的目标,《意见》强调“依法保障幼儿园教师地位和待遇”。这是针对目前幼儿园教师社会地位偏低、公办园非在编教师和民办园教师的工资待遇难以保障、部分幼儿园教师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制度化的保障等问题提出的。

 

二是在教师队伍学历结构方面的目标,《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以本专科为主体的幼儿园教师培养体系,本专科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规模达到20万人以上”。师资培养体系和培养规模直接影响着幼儿园师资的来源,对本专科培养层次的重视和强调,实际上是为了从本源上改变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和专业结构。2017年,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幼儿园专任教师人数已经占我国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的80%,未来三年中规模不断扩大的本专科师资培养体系将有助于我国建设一支高级应用型的专业化幼教师资队伍。

 

三是在教师队伍专业建设方面的目标,《意见》指出“启动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国家认证工作,建立培养质量保障制度”。目前我国的幼儿园师资有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等培养层次,也逐渐形成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大学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这种多层次、多元化的幼儿园师资队伍培养体系就需要国家制定培养院校建设标准和专业办学标准,提升培养质量。

 

四是在教师队伍专业成长方面的目标,《意见》提出“建立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机制,健全培训课程标准,分层分类培训150万名左右幼儿园园长、教师”。2011年启动“幼儿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以来,我国幼儿园师资队伍专业培训逐步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进程,明确培训需求、优化培训课程、整合培训资源、提高培训成效是培训改革的基本思路。

 

应该说,《意见》中对教师队伍建设四维目标的确定,从培养、准入、管理和培训的完整过程为师资建设的每一个环节设立了标准,并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幼儿园师资目前存在的生源基础弱、工资待遇差、优秀人才留不住、专业发展无后劲等问题,实现全过程、全方位、立体式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机制。

 

完善政策:制定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举措

 

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目标的实现取决于有效的政策选择和有力的具体举措。《意见》完善了我国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应该从三大方面贯彻实施才能将政策落实为行动。

 

第一方面是强调依标依法建设队伍的理念。首先,各级政府和举办者要对照标准配备幼儿园师资。其次,各级政府和举办者要按照政策保障教师福利待遇。公办园非在编教师的“同工同酬”待遇保障、民办园教师的基本权益和合理收入保障等都需要依据相关政策严格执行,同时也鼓励各地区探索和灵活运用幼儿园教师特岗计划、免费师范生计划、银龄讲学计划等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

 

第二方面是强调不断加大用于师资建设的财政性投入的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很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重点领域,优先谋划、优先保障、优先满足。可以说,过去几十年来对师资建设投入不足是导致现阶段我国幼儿园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意见》从优化经费投入结构的高度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主要用于补充配备教师、提高教师待遇等方面,并且通过设立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鼓励各地设立乡村教师补助基金等方式,补充和完善长效性的师资队伍建设投入机制。

 

第三方面是强调建设高素质善保教的教师队伍的途径。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的最终目标是造就一支师德高尚、热爱儿童、业务精湛、保教融合的专业化教师团队,深化教师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教师队伍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首先,《意见》从幼儿园师资的培养入手,对培养规模、培养层次、培养模式和培养质量都提出了具体策略。其次,《意见》对幼儿园师资的培训也做出了具体安排。最后,《意见》指出实施严格、规范的管理是幼儿园师资队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重点是落实教师资格准入与定期注册制度,全面实行持证上岗把好入口关,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加大考评监督力度,让教师明理至善。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

由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中心组织撰写的《2018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16日在北京发布。报告认为,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呈上升趋势的同时,区域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差异仍然显著,而且“高技岗难求”与“金饭碗不金”现象并存。

 

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副主任孟大虎发布。他介绍,报告围绕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价格、流动性和政府治理这四个方面,构建了由4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形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利用该指数测度了近十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状况,他认为体现出如下八大特征。

 

第一,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呈上升趋势。2007到2016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在总指数70前提下,这一平衡性指数从2007年的53.6上升至2016年的64.7。

 

第二,区域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差异显著。该报告的判断是,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走出了无发展的绝对平衡阶段,正向更高质量均衡发展阶段迈进,在这一循序渐进调整过程中,出现局部不均衡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劳动力市场回复到相对平衡状态的能力较强。政府在积极作为,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第四,“高技岗难求”与“金饭碗不金”现象并存。最突出的现象就是部分行业高级技术岗位招人难,而部分可能被新兴技术取代的行业面临垄断性收入下降和失业风险。

 

第五,政府调控引起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较大波动。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体现出政府的积极作为,也体现了危机期间的过度调节问题。

 

第六,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性提高但收入不平衡依然明显。

 

第七,有序流动成为劳动力市场平衡性的“调节器”。

 

第八,社会保险体系是促进劳动力市场平衡的有效手段。

 

有鉴于此,报告认为,为致力于实现劳动力市场平衡发展和充分就业,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来进行政策选择:一、坚持扩大就业与提高就业质量并举,在实现比较充分就业的同时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二、推动城乡和区域平衡发展,弥合劳动力市场鸿沟;三、消除性别歧视,实现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四、提高劳动力素质,补齐技术进步的洼地;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提高效率同时实现公平。

 

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分会同日揭牌。劳动经济学会是中国社科院主管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作为其二级机构的劳动力市场分会由北京师范大学牵头成立。

【教改透视】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长期以来,同质化倾向一直困扰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而国家经济社会对优质职业教育和多层、多样的职业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因那些面向特定行业或者新兴产业而新创建的、建校时间不足五年的非综合性高职院校,该怎样走好自己错位发展、特色发展之路,成为这些院校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做好“特”的文章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高职院校办学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新建高职院校应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在办学理念、专业布局、育人管理模式和校园文化等方面做好“特”的文章。

 

一是确立特色鲜明的办学理念。新建高职院校应立足自身特点,紧密结合时代发展要求,紧密对接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和行业产业特点,以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使命,创新办学理念,充分体现学校独特的个性风格、发展定位,激发办学活力和竞争力。作为一所“起步较晚”的高职院校,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立足自身集“学、军、警”一体的独特优势,主动分析安防产业需求,把握高职教育发展趋势和规律,借鉴国内外高职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秉持“错位发展、特色取胜”办学理念,立足于为平安浙江、平安中国建设提供技术技能型人才支撑。二是打造独特的专业格局。新建高职院校本身就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中国制造2025”以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专业设置理所当然应该瞄准未来主流技术、新兴产业及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设置、培育一批特色品牌“拳头专业”,充分发挥示范、辐射作用,逐渐形成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专业发展新格局。三是创新独特的育人管理模式。以立德树人为宗旨的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新建高职院校应充分把握当前学生特点,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以创新教育管理模式为手段,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生教育管理的各个环节中,探索出既适合自身特点又能适应现代社会和行业产业需求的特有的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四是培育独特的校园文化。新建高职院校要以办学理念与育人特色为逻辑起点,结合区域文化特点,提炼学院精神,按照“内化于心、固化为制、外化为行、物化为镜”的建设机制,开创体现时代特征和个性的校园文化品牌。安防学院结合办学特色,打造“安全”特色校园文化,并以“温州安全生产学院”“反诈骗研究所”等平台为依托,大力开展特色“安全”类校园文化活动,通过学生志愿活动,践行、传播安全文化,形成一个契合学院办学特色,展示独特形象的有力品牌。

 

寻找“培”的路径

 

“本地离不开、业内都认可、国际能交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作为新建高职院校首先要做到“本地离不开”,就要积极在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两大基本职能上寻求发展路径。

 

一是寻求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路径。密切联系行业企业,直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的鲜明特色。新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应紧扣深化产教融合发展主线,以高起点、高质量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为导向,以服务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发展需求和学生就业需求为目标,融合产学研合作机制,探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2+1”模式,开发职业素质本位的课程体系,并有效建立社会、企业参与的监督评价体系,将教育教学与企业生产研发相结合,将传统教育与现代学徒制教育相结合,将专业技能培养与“工匠精神”培育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有持续后劲的德技双馨的“准职业人”,实现高起点办学,学生高质量就业。二是寻求服务区域发展的特色鲜明的社会服务路径。能不能做好社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院办学和专业建设的水平,也是检验是否“本地离不开”的重要标志。新建高职院校在大力发展学历教育的同时,也要拓展非学历教育培训市场,学会用两条腿走路,培育出“人无我有”、特色鲜明的技能培训品牌项目,使学校成为区域行业紧缺人才“离不开”的技术技能培训基地,并逐渐形成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培训服务并蓄发展的办学体系,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同时要成为实施技术创新、先进文化知识传播和辐射的区域中心。

 

探索“创”的规律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新建高职院校建立之初就必须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积极探索创新创业教育规律,通过“建体系、建队伍、建平台”,努力提升创新创业教育水平。

 

一是建立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当前,许多高职院校都建立了大学生创业科技园、创业学院等创业教育实践载体,但创新创业教育大都仍游离于专业教育之外,没有形成课程体系。新建院校虽受限于师生规模和教学条件的不足,但也要及时转变教育理念,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整个人才培养计划中,根据学生创新创业实际需求、行业特点和专业特色,以加强学生创新思维与方法的训练为重点,按不同年级层次开发涵盖课堂教学、自主学习、实践项目等主要环节的课程,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培养“敢、想、会、能”的创新创业人才。二是建强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创新创业教育对教师的素质要求较高,要求教师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跨学科综合知识和创业实践技能。新建高职院校要坚持“请进来,送出去,外引内培”相结合的原则,注重从企业行业引进能工巧匠,聘请企业家、创业成功人士担任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导师,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创新方法的培训学习,鼓励教师深入行业、企业实践锻炼,打造“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全方位提升创新创业教育水平。三是搭建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新建院校应有效整合校内外创业资源,逐步建立起创新创业工作室、创新创业实践实习基地,加快创新创业科技园区、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成为本地行业、企业或其他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试验田”和“孵化器”。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老师的科研实践项目或进企业参与技术创新实践,为师生积极主动创新创业提供良好条件和支持,此外要积极与企业对接,建立创新创业教育校企合作一体化机制,为学生创业搭建更大的舞台。

 

破解“融”的难题

 

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途径。要真正实现产教融合、校企深度合作,要在“三个破解”上下功夫。

 

一是破解政府职能缺位的难题。新建高职院校应争取当地政府支持,尽快出台符合当地实际、操作性强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实施细则或者条例,拨付产教融合专项资金,出台配套制度,保障校企合作有序进行,并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来激发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比如对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和融资支持等。二是破解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积极性不高的难题。通过法律和政策保障,引导企业在产教融合过程中摈弃功利性思维和短视行为,积极发挥校企合作的主体作用,与院校共建实验实习基地、共办专业、共同研发,要积极参与人才培养,参与制定人才标准,参与高校教育教学过程。三是破解高职院校自身产教融合能力不足的难题。新建高职院校应积极以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开发为切入点,以项目化课程改革为突破口,以动力机制为基础,以运行机制为保障,加强自身内涵建设、提高师资队伍素质,提升办学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研发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安防学院非常重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通过“一专一平台”“一专一特色”建设,积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突破,深化产教融合。近年来,学院与公安部一所、省公安厅、温州市公安局、安监局等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校政合作关系;与北京翔宇通用航空集团、上海水晶石教育、新大陆教育集团、新华三集团等多家知名企业合作开设“订单班”;与浙江中环检测公司共建“温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基地”,在人才培养、社会化服务、智慧安全企业云平台建设、就业创业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取得良好成效。

“宽进宽出”让职业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但质量却没有同步提升。“宽进”的招生政策,导致职业教育入学没门槛,生源质量低下,使职业教育在“入口”处就处于下风。“宽出”的毕业导向,导致学生学不学都能毕业。

 

“出口”无门槛让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变得很“随意”,学生无需担心学习成绩,教师无需担心教学质量,学生修完学制即可轻松毕业。如此,职业教育对于教师与学生来说只是一个敷衍的过程。

 

由此可见,职业教育“宽进宽出”虽然解决了很多学生受教育问题,但由于在招生、教学及毕业等各个环节都太过宽松,其教学质量无法让社会满意。毕业生虽然有着较高的就业率,但由于学生没学到多少真本领,再发展能力薄弱,就业质量并不高。

 

“宽进宽出”只会让职业教育运行在大规模、低质量的低端发展轨道上。越是“宽进”,越招不到优秀生源;越是“宽出”,教学质量就越低。要想办出让社会满意的职业教育,必须要从“宽进宽出”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坚守质量底线,用“严进严出”取代“宽进宽出”。

 

“严进”是办好职业教育的第一个关口。各职业学校应根据自己的师资水平、办学能力,对专业及学生规模进行缩减。撤并质量不高及与同类学校重复设置的专业,认真进行专业设置,重点建设一两个特色专业和品牌专业。当专业减少后,招生规模自然也随之减少,在招生时应根据生源情况确定录取分数线,并严格按分数线录取。

 

“严进”会让被录取的学生产生一种“过关斩将、越过门槛”的成就感和尊严感。因为他们是达到录取分数线被学校择优录取的,他们的学习责任感一定高于无门槛“宽进”来的学生。他们会珍惜学习机会,对当下负责,对未来负责。

 

“严进”的招生方式录取学生 ,就要对学生高度负责。学校应在教学与管理的过程中始终以质量为生命线,以追求质量为办学的第一目标,制定严格的教学质量标准并认真践行,真正让学生学到知识、掌握技能,真正让学生适应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真正让学生有再发展的能力。对于达不到质量要求的学生,坚决不予毕业,应采取重修的方式适当延长学生的学习时间,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达到质量要求。对于延长学习时间后成绩仍不合格的学生,根据学生意愿,可以继续延长学习时间,直到达到毕业质量要求。对于既不愿意延长学习时间,也达不到毕业质量要求的学生,应进行劝退或做肄业处理。

 

“严出”能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能让学生学到真本领,能让学校教学活动高效进行,能为企业输送有用的人才,能让国家的教育投入得到应有的回报。只有“严进”,没有“严出”,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会大打折扣,学生的发展质量也会大打折扣。

 

“严进严出”在短期内对职业教育发展会产生一些影响,会影响大部分学校的办学规模,可能会让部分社会满意度较低的学校生存困难。但是,不经历“严进严出”这个过程的“阵痛”,是办不好职业教育的。“严进严出”是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抓手,是坚守质量底线、办好职业教育的必经之路。

一年一度的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作为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抓手和制度创新的载体,通过层层选拔和逐级比赛,既提高了学生的技能素质,也提升了学校专业建设软实力,更为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拓宽了通道。

 

但是笔者遗憾地发现,当下不少职业学校对技能大赛的认识和做法却存在着严重偏差。一是高调提出了“职业技能大赛就是职业教育的高考”,“技能大赛成绩就是职业学校的惟一生命线”等错误理念,二是采取了“丢卒保车”的对策,既集中尖子学生和最优秀教师,又高价外聘培训专家,通过“封闭式”训练,把取得技能大赛优异成绩的“宝”押在参赛学生身上;学生一旦获得大奖,更是不惜一切地发动宣传机器,通过大打学校形象的广告牌,招揽生源。然而,在参赛“精英化”和大赛成绩作“嫁衣”的背后,却放弃了绝大多数学生。

 

其实,技能大赛“精英化”,影响了职业学校教育教学的正常开展。为了获得更高和更多大奖,不少教育行政部门会把参赛指标和得奖任务传导和下压给学校,学校为此又把指标和任务转移到教师和尖子生身上,迫使教师把有限的精力和心思,一股脑儿都集中在尖子生的辅导上,而对正常性教育教学就敷衍了事,尖子生们也只好为竞赛而“加班加点”。笔者由此发现,不少职业学校的课堂里经常见不到教师上课的身影,实训车间和实习工场也都被参赛的学生霸占了。

 

技能大赛“精英化”,致使普通学生被“放羊”。考入职校的普通学生,不少都有初中教育“失败”的心结,其实他们更需要心理安抚和具有获得感的学习环境,可是学校和教师因为专注于大赛,而忽视了对他们的教育和管理,致使他们既缺失有效的学习环境,又缺乏必要的学习压力,因为无所事事,所以上课时间有的逛街,有的看电影、打游戏,有的睡觉,有的逃课逃学,甚至赌博、酗酒和打架……各种违纪事件因此而滋生。

 

技能大赛“精英化”,导致教育教学的不公平。职业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实践,学校应该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譬如服装工艺、机械制造、电子电工、汽车维修等专业,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学校既要提供宽阔的实习场地,又要让学生“真刀真枪”地干,所以要购置且消耗一定的原材料,可是受教育经费的制约,学校不可能在有限的经费里挤出更多资金用于参赛,只能“巧做”“加减法”,把有限的耗材从正常性的教学实习中转移到竞赛上来。这样一来,大多数学生只能在黑板上“做衣裳”,只好在纸面上“车零件”“修汽车”,必要的专业实习不仅成了“水中月”,面向全体更变成了“镜中花”。

 

如果技能大赛脱离了校本,这种大赛看似闹猛,其实是容易倒塌的“空中楼阁”;如果技能大赛脱离了全体学生,技能大赛势必失去其真正意义。所以,注重全体学生的技能培养和潜能开发,注重未来劳动者的素质提高,这是职业教育作为教育重要组成应有的基点,也是组织技能大赛的基石和底线。

 

各级领导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应该自觉端正教育思想,切忌头脑发热,盲目给职业学校下达技能大赛得奖指标,同时要把更多“蛋糕”切给职业学校,引导和鼓励他们沉下心来提高办学内涵。

 

校长要明确办学目标,坚决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要调整心态扎扎实实抓好日常教学工作,切忌技能大赛的“精英化”和得奖任务化,切忌以改变学校形象、提升办学档次为目的的功利化,要降低学校管理“重心”,注重管理过程化,要把眼睛瞄准学校和学生,把全体学生都发动起来,唤醒他们的学习良知,激发他们的内驱力,把每一天的实习和实训都视为技能大赛,让技能大赛真正走进教学,走向全体学生,在此基础上再向上输送参赛苗子,这样从下到上、逐级而上的技能大赛,才能真正培养和提高全体学生的技能素养,这样的技能大赛才有生命力,这才是我们应该倡导的技能大赛。

发改社会〔2018〕146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教育厅(教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决策部署,抓实抓好实训基地建设这一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实训基地建设组合投融资支持的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关于加强实训基地建设组合投融资支持的实施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开发银行

2018年10月10日

全国首家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工作推进会圆满落幕

12月12日,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工作推进会在阿里巴巴集团北京总部阿里中心A座光明顶召开。本次会议是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北京市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推进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落地生根的创新行动。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挈领数字经济  建构产教生态”。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扬南、教育部职成司综合处调研员郁洁、北京市商务局巡视员闫小彦、中国电商协会副理事长、全国电商行指委副主任陆春阳、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谢志华、北京祥龙公司副总经理冯志国、北京市财政局教育事业处副处长杨宝旗、北京市教委职成处处长王东江、北京市教科院职教所所长吉利、北京博导前程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段建、阿里巴巴集团公共事务部 北京总经理刘葳、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商家发展部负责人康平、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北方大区总经理罗光强、北京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史晓鹤、北京市商业学校校长侯光等领导和嘉宾共同出席推进会。


作为全国首家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是在教育部、北京市教委、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的支持指导下,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与北京市商业学校携手成立的。学院充分发挥阿里巴巴平台型企业的主体作用,将阿里巴巴经济体资源与北京市商业学校优质教育资源链接,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特色课程,共享阿里多平台与优质资源,共同研发行业标准、协同开展技术创新,共担社会培训和企业服务,服务国家扶贫战略,协同建设人才培育、资源共享、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四位一体产教融合平台,政行企校协同、产学研创一体化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贸易人才,打造智慧商业模式下高素质数字贸易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全国示范基地和北京实践新样本,精准服务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人工智能等十大高精尖产业发展人才及其终身发展需求。


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商家发展部负责人康平在主旨发言中介绍了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成立的意义和使命,康平表示,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致力于打造商业型人才、跨境人才、管理人才、市场人才四类人才,并为此引入商业化的生态服务模式,做到课程共建、基地共建、专业共建,把职业人才打造成为被行业、被社会、被企业所认可的人才,真正帮助到企业的发展,同时响应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的号召,最终实现让中小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初心。


北京市商业学校侯光校长从数字贸易学院战略定位和未来构想两方面作了介绍,他表示,北京商校与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成立的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是依据首都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服务高精尖产业快速发展,面向智慧商业、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而建立的,校企双方未来将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资源共享、技术创新全过程开展更为深度的合作,共建3+X多层次递进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数字贸易教育服务、产教融合公共服务、国际化资源共享三大平台,探索“双轮驱动、双轨管理”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建构产教融合智慧实践育人生态。


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谢志华、北京博导前程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段建,分别以《新技术与教育变革》《迎接数字经济浪潮,主动融入产教生态》就学院下一阶段工作发表了主旨讲话,认为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符合未来教育的趋势,希望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在行业企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积极拥抱数据经济时代,由专业学习向跨界学习转化、由知识型教学向专项场景教学转化、由结论性学习教育向问题导向的学习教育转换、由重复性学习向创新性学习转换,把北京商校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建设成产教融合样板项目。

领导和校企双方为学院第一期学生代表颁发阿里巴巴跨境电商初级实训人才证书后,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北方大区总经理罗光强在发言中表示,阿里巴巴与北京市商业学校合作的数字贸易学院工作推进会的召开,意味更多的跨境电商企业培养符合数字化跨境贸易能力的跨境人才平台及落地行动开始了。阿里巴巴力求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联盟的模式,对在校生提供企业岗位对接的课程体系和实战训练平台,阿里巴巴与北京市商业学校共建的数字贸易学院满足了当下和未来跨境电商人才的需求,前景值得期待。


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冯志国在讲话中表示,作为隶属于北京市国资委系统的大型国有企业,多年来,祥龙公司始终坚持以发展产教深入融合的职业教育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途径,遵循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发挥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不断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祥龙公司的事业发展提供优质的人才与服务支持。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是对校企合作、产教深度融合模式的创新和有益探索,也是学校在优化专业设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内涵建设,深化产教融合的具体实施,未来祥龙公司将继续全力支持数字贸易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希望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促进就业的“稳定器”、人才红利的“催化器”,成为全国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典范。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全国电子商务行指委副主任陆春阳在讲话中表示,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在市教委、市财政局、市商委的支持下,阿里巴巴和北京商校共同建设的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是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发展职业教育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实际行动。北京市商业学校在国企办学的基础上,依托专业群优势开展的这项强强合作,践行了“以商立校、以德育人”的时代使命,站在了以数字经济为挈领的新商业时代潮头。相信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必将探索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有效模式,必将引导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生态建设,必将为新商科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驱动赋能。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职成处处长王东江在讲话中表示,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教委联合市发改委、市财政局、人力社保局、市政府教育督导组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北京职业教育改革行动计划》中提出,将建设十所特色高水平世界一流的北京职业院校及100个骨干专业、100个工程师学院、为企业在职职工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100万人次,“四个一”工程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在思想观念的变革、人才培养方案的变革、课程内容的变革、课堂教学的变革、教学评价的变革等五个方面加大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相信在政府、行业、企业、研究单位和学校的相互配合下,北京职业教育必将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扬南表示,北京市商业学校和阿里巴都是各自领域的杰出代表,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是一个双方强强联合的项目,最终将构建数字贸易产业链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相互协调、融合、对接的生态圈。王所长期待通过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构建出一个产业链与人才链相互协调、融合、对接的生态,实现数字贸易产业链上相应的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对接,并为目前的发展状态和今后趋势提供指导,为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真正起到引领、示范和标杆的作用。


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源自阿里巴巴“在数字经济时代,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一使命,坚守初心和北京市商业学校培养德能兼备现代职业人的梦想交织,更是新时代阿里巴巴助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面向数字经济发展的未来,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将紧密契合首都“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坚持企校协同创新,共享“开放创新·拥抱变化”的阿里文化,以首善标准推进北京职业教育现代化,引领带动首都高精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时代数字经济人才,建构产教融合生态,打造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


未来,中职学生将有更多机会考入本科院校。11月28日晚,广东省教育厅、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发出《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化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改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针对广东省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提出了明确和具体的要求。《通知》针对高考考务管理、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改革、应用型本科院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试点工作、普通高等学校特殊类专业考试招生录取办法和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使用管理等5大方面共提出17项改革措施。

增加高职院校的招生科类

并扩大招生规模

《通知》提出,要进一步加大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改革力度。按照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思路,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录取模式,推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录取成为高职院校招生录取的主渠道,努力拓宽职业教育升学通道。

其中,要求2018年开展招生且2019年已备案的省内所有高职院校的招生专业,均须安排计划招生。各高职院校安排在依据学考招生录取的计划,原则上不低于本校申报的年度总招生计划的50%。

高职院校在文科类、理科类招生类别的基础上增加体育类、音乐类、美术类招生类别。体育类、音乐类、美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时,将考生2019年普通高考术科统一考试成绩与文化课成绩按一定权重折合总分后进行投档录取。

《通知》提出,要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考试招生管理。将“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的“3”即语文、数学、英语三门科目考试时间调整至1月份进行。同时,进一步扩大高职院校“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招收中职学校毕业生招生规模。2019年,省内各高职院校预安排面向中职学校毕业生的“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招生计划,不低于本校申报的年度总招生计划的15%。

《通知》还要求,高职自主招生招收中职生预安排的招生计划,不得低于本校申报的年度总招生计划的5%。同时,要进一步严格规范现代学徒制招生专业。对于无法签订劳动合同的专业,2019年暂停现代学徒制类型的招生。

探索应用型本科院校

招收中职学生的新型考核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改革对不少中职学生往后升学将带来利好消息。《通知》提出,要继续实施面向应往届初中毕业生中高职贯通“五年一贯制”“三二分段制”招生,在2018年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规范和完善。在所有高职院校的三二分段招生中全面实行“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结合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的考试招生办法。

同时,继续推进应用型本科院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试点工作。在2018年试点的基础上,优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核方式,适当扩大招生规模,探索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通知》提出,要探索应用型本科院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核方式,建议文化素质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50%”的要求,按照5:4:1的权重合成总分方式进行投档录取,即:“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中的文化科目考试成绩占50%,招生院校组织的职业技能考核成绩占40%,专业技能课程证书等级成绩占10%。鼓励开设相同招生专业的本科院校实行职业技能考核联合测试,联合测试成绩在各招生院校录取时通用。

此外,根据“中职升本科”招生实际,志愿填报设置由2018年的1个平行志愿组3个院校志愿调整为设置2个顺序院校志愿,每个院校可填报1个专业。

《通知》还对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使用管理做出了进一步规范。明确广东省本科院校预留计划应优先在省内使用。各高校在广东省实际使用的预留计划不得低于预留计划总数的50%,录取时实际使用预留计划未达到50%的剩余部分计划,须在广东省参加征集志愿录取。

普通高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招生,经教育部或省教育厅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经招生院校申请、省招生办同意后可单独编设院校代码进行招生。单独编设院校代码招生专业录取的考生,入学后不得转入非单独编设院校代码招生专业。

招生院校与国(境)外教育机构开展办学合作活动的 “学分互认”“联合培养”“国际班”等项目,不再单独编设院校代码进行招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系统、综合、多边、合作、共赢为特点的“协同”和“治理”已成为当今社会乃至全球发展的主题词。职业教育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飞速发展,已形成了占据中等和高等教育“两个一半”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新时代职业教育站在新起点上,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是主题,这更需要加强管理作为保障,而协同治理是深化管理的重要体现。


一、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意义

1.协同治理是全球性的历史进程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1]治理模式是世界各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探索的时代命题。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市场采取早期自由主义和“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然而并未实现“帕累托最优”;战后经济全球化时代,西方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仍无法处理好市场与国家、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导致“制度失灵”,西方社会在持续思考“后西方、后秩序”的治理模式和时代走向。[2]我国也在不断探索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以协同和治理作为关键词,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时代号角。世界各国多年实践一致表明,以多元协同、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时代强音和重要共识。

2.教育协同治理是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意

教育治理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体,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进行合作互动,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3]管理、经营、领导力、治理四个关键词在教育管理领域的应用大致勾勒出教育治理理念和特征的演变和延展,也反映出教育治理的综合性和复杂性。“管理”注重步骤、程序、过程、细节,强调权力和规范,重共性,刚性强;“经营”重视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教育消费者的需求,强调在管理中增强学校和市场、教育管理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联系和互动;“领导力”注重意义和价值、人文和艺术、目的和结果、柔性与个性,突出强调领导的影响力和魅力对组织发展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出推动了教育治理范式的深刻变革,教育治理以“管办评分离”“放管服结合”为实施载体,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相结合,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协同性、民主性特征。教育治理理念的变化过程,也是教育管理不断朝向教育协同治理和教育现代化的演进过程。教育协同治理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涉及教育治理理念、模式、方法等多方面的根本性变革,是教育现代化的动力系统和保障机制,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意。

3.职业教育协同治理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伴随经济社会转型,从注重规模和速度转为以调整结构和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职业教育重心也从数量外延式转为质量内涵式发展。职业教育在历经规模扩张、基础建设、立法建制、完善体系、特色探索、示范建设等,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后,新时代又面临新的跨越,即必须适应国家战略需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保证相当规模的同时,更要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管理是软的生产力,是有效手段和保障,提升管理效能,加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着力点和重要抓手。与此同时,当前1388所独立设置的高职和1.23万所中等职业学校,近3000万中高职学生,约150多万教师,近千个专业,1406个职教集团,现代学徒制,校中厂、厂中校的实训基地,校企合作深入到“十个共同”,系列7S管理制度建立;跨界的、复杂的、全纳的、开放的、灵活的职业教育,要求其管理工作必须改革、创新、延展、深入,如何处理规模和质量、硬件和软件、校内学习和校外实习、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规范和灵活、刚性和柔性、传统和现代,学校和政府、学校和行业企业等关系,如何从粗放型管理走向精细化管理,如何从经验管理走向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这些都是摆在职业院校面前“新老交织、悬而未解”的问题,需要综合、系统和协同化破解。因此,推动职业教育协同治理已成为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二、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

1.治理理论和协同理论是职业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

治理理论的核心是解决公共治理中权力的再分配问题,核心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重构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关系。治理理论包含五个主要命题:一是政府不是国家治理的唯一主体,治理的成效也不只是取决于政府的权威和权力。二是现代社会中国家正在把原来由政府独立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及各种公共组织、民间组织以及私人部门。三是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运行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是以协调为基础的持续的互动过程,也是治理主体的利益博弈和互动融合的过程。四是政府是“有限政府”,但不能忽视和弱化政府的职能,政府要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扮演催化剂和促进者的角色,负有宏观调控和引导的责任。五是治理参与主体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和管理系统的复杂性机制,以信任、互利和系统协作为基础,通过主体间的新型伙伴关系和良性互动机制发挥作用,实现“善治”的价值目标。[4]

协同理论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为基础,认为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等任何复杂系统的各部分(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相互竞争和协同关系,当系统内各子系统独立运动占主导地位时,系统呈现为无规则的无序运动;当各子系统相互协调、相互影响,整体运动占主导地位时,系统呈现为有规律的有序运动状态。[5]协同理论有三个重要的分析工具:一是序参量,指系统从无序向有序演化的机制,它由各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而产生,一旦产生后便成为系统向有序演化的控制中心,决定了系统演变的整体效应;二是协同效应,在复杂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当受到外界控制力的影响而使序参量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子系统便会表现出协调和合作,从无序走向有序,即产生协同效应;三是自组织,指在一定的外部能量流、信息流和物质流输入的条件下,系统会通过大量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而形成新的时间、空间或功能有序结构。[6]协同理论与职业教育协同治理在系统目标、主体多元、要素多层等方面均具有内在契合性,因而对完善职业教育协同治理具有很高的指导价值。首先,职业教育协同治理具有系统性,建立职业教育协同治理框架是系统发挥功能的基础;其次,建立职业教育多元主体间的协同机制,增强职业教育各方利益相关者了解、熟悉议事规则且自愿遵守议事规则的约束力,是职业教育治理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进而产生协同效应的关键。

2.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特点和原则

较其他行业的管理而言,职业教育管理具有十个方面的重要特点,即管理环境的外生性和多变性,管理思想的社会性和开放性,管理主体的多层性和多类性,管理对象的特殊性和交叉性,管理体制的复杂性和合作性,管理范围的广阔性和整体性,管理内容的多样性和职业性,管理方式的灵活性和多变性,管理过程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管理目标的适应性和多层次性。[7]基于职业教育管理的特殊性,更需要以治理论和协同论为基础加强理论指导,加强职业教育协同治理,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管理效能。

职业教育协同治理应具有多元化、民主化、现代化特点。第一,管理主体多元化,政府不再是职业教育治理的唯一主体,要加强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科研机构等对职业教育治理的主体参与,构建政府、职业院校和社会之间的多边多层关系;第二,责权配置平衡化,以权责平衡为基点,构建政府、院校、社会间的权责依赖和互动型伙伴关系;第三,权益保障法治化,以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为准则,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保障体系;第四,教育决策民主化,充分考虑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构建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利益协调、合作治理和共同决策机制;第五,教育管理现代化,在宏观层面上深化“放管服结合”和“管办评分离”,微观层面上不断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

职业教育协同治理应坚持组织性、系统性、创新性原则。第一,协同具有组织性,以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管理现代化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组织战略目标。第二,协同具有系统性,以结构、机制和平台为主要载体推进系统产生协同效应。职业教育协同治理应在主体、内容、操作等层面建立不同层次的协同有序的组织结构;协同治理机制建设是核心,也是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包括协同治理的动力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保障机制、反馈机制和调节机制等;同时,协同治理需要信息化管理平台作为技术条件保障。第三,协同具有创新性,创新是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永恒主题,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手段创新是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目标实现且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

三、职业教育协同治理框架与实现路径

1.宏观架构:“政—行—企—校—社—研”多元主体协同

在宏观层面上,建立政府、行业、企业、院校、社会组织、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间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院校自主的协同组织架构。

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外部性、地方性、行业性特征,这要求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中央—地方分级管理、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深入推进放管服结合和管办评分离,以多主体分工合作、多元共治形成职业教育管理合力,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政府的定位和责任重点是把方向、促公平、调结构、建标准、抓改革、强督导,促进政府职能从办教育、指令式管理、直接管理、微观管理向管教育、服务式管理、间接管理、宏观管理转变。总的原则是分权、放权、让权、归权、监权。[8]分权是将职业教育的人权、财权、事权、物权分给政、行、企、校、社、研等多元主体,明确划分和界定各主体的责权利;放权是落实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将专业设置、人事管理、教育教学、考试招生、科学研究、经费管理等权力下放给学校;让权是以委托管理、合作办学、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将权力让渡给行业、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中介组织;归权是指政府统筹、理顺体制、齐抓共管,将职业教育培训归口管理;监权是政府要通过运用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公共财政、信息服务、督导监测等综合政策工具,对职业院校规范办学进行引导、调节和监督。

以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为载体,加强社会对职业教育的积极参与,构建政府、社会、学校间的新型关系。落实行业在人才供需、发展规划、专业布局、课程体系、评价标准、教材建设、实习实训、师资队伍、行业参与、集团办学、技能大赛等方面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行业组织建设机制、政府委托机制、对话沟通机制、对接协作机制、多方合作协调机制和评价激励机制,积极发挥行业在制定行业标准、参与技能鉴定、组织技能大赛、指导监督校企、提供政策建议、参与企业管理、推介企业信息、统筹中小企业等方面的职业教育指导功能。发挥企业办学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校企双主体育人体制机制。深化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与职业院校协同创新和协同育人机制,建立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协同创新体系。发挥社会评价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对职业院校办学方向、战略目标、人才培训模式和办学效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监督与评价,并定期向社会公布评价结果,以监督、评价、反馈不断推进职业教育科学发展。

职业院校以完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现代职业学校制度为重点加强职业院校治理体系建设。在纵向上,加强中职学校、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的衔接;在横向上,完善职业院校与普通学校、培训机构的沟通,打造职业教育治理院校共同体。同时,以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加强规范管理、精细管理、科学管理和内涵建设,不断提升职业院校治理能力和水平。

2.中观架构:校企合作双制双赢

校企合作双主体协同育人是职业教育重要的办学模式,也是实现职业教育协同管理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40年来,职业教育在实践、理论、政策等不同维度的校企合作之路,呈现出由下而上、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发展轨迹,即从单方面偏重教育走向产业和教育双向相互依赖;从单一强调人才培养模式走向经济转型升级和人才开发双重功能;从基层探索为主走向高层引领与基层实践并重的国家制度;从职业教育延伸到以职业教育为重点的整个教育体系;从一种办学理念和教育制度拓展到国家人才开发和教育整体改革的制度安排;从“供给—需求”单项链条转向“供给—需求—供给”闭环运行;从比较松散合作转向更加紧密融合;从突出形式和方法走向重视内容和效果;从要素间若即若离走向多要素良性互动。[9]

第一,校企合作从校企层面、区域层面向国家层面不断推进。20世纪80年代到90中期,职业学校附属于国有企业和行业,与行业企业发展紧密结合,20世纪末期大部制调整,将职业教育划拨地方政府管理,切断了校企之间的天然联系,职业院校开始自发寻找校企合作结合点。在这一时期,校企自由结合,中介联姻;合作时间有长有短,合作程度有浅有深,人际关系是校企合作的主要驱动力,缺乏长效机制。21世纪10年代中后期,伴随职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升,地方政府逐渐加强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其标志是搭建平台,为校企合作牵绳搭线;建章立制,为校企合作建立制度保障。校企合作法律法规率先实现地方突破,继2008年宁波市率先出台《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之后,重庆、天津、山东、广东、河南等地纷纷出台了支持校企合作发展的政策文件、法规制度,推动校企合作制度化。2014年国务院召开新世纪以来的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此后在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了规范、引导、激励、约束、保障校企合作的系列制度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等,校企合作完成了由下而上、从个体到系统的制度性跨越。

第二,校企合作从国内合作向国际合作不断延展。一方面,国内各地探索了现代学徒制、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校企共建协同创新平台、教产对话协作机制等多种丰富的校企合作模式,行业企业与院校对接合作实现常态化;另一方面,职业院校紧密对接和服务“走出去”企业需求,通过招收留学生、与“走出去”企业联合办学、将行业企业制定的“中国标准”引入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等多种形式为我国产能转移奠定人才支撑。

第三,校企合作从操作层面、制度层面向文化价值观层面不断深入。校企合作分为三个层次,表层是操作层,是零散的、单向度的“院校+企业”合作实践;中间层是制度层,是系统、可固化的法规、政策、体制、机制;核心层是理念层,是校企双方在文化价值观层面的高度认同,也是校企合作的最终诉求。当前,校企合作实践正以制度层为重心,不断向核心层深入。

第四,校企合作从单项合作向全方位、系统化合作不断深入。校企合作从共同招生、共同培养逐渐向培养规划、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培养、场地设施、实践教学、实习管理、教学评价、招生就业、研究开发“十位一体”协同治理转变。

3.微观架构: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

在微观层面,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是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核心。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是学校内部一系列基础性的制度和单元,是职业院校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权力的分配、制约和利益实现的制度规定和体制安排,集中体现职业院校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及其规制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要求。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核心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是现代职业院校发展目标与功能的集中体现。职业院校要在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建设过程中发挥主体性、落地性作用。

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建设一般包含学校章程,理(董)事会、联席会制度,学校自主权,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内部评价分配制度等方面,具体体现为在制度建设、校企合作、专业课程教学、师资队伍、学生安全与发展、招生与就业、学校文化、财务与后勤等方面实现跨层与同层的协同治理。其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内部评价分配制度与普通高校现代学校制度具有共通性,当前,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建设应在学校章程、理(董)事会和联席会制度、学校自主权三个方面着力,凸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第一,章程是学校内部治理的全局性、纲领性文件,是学校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战略构划,也是学校自主管理、自我约束、依法接受监督的根本依据和建立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重要载体。章程制定的重点是根据职业院校学校性质、隶属关系、经费拨款渠道等方面的差异,在进行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个性化章程,凸显职业性、地方性特征。第二,理(董)事会、联席会议制度是健全职业院校治理结构、完善决策机制的重要保障。要以章程为基础,促进理(董)事会建设的制度化。充分激发职业院校利益相关方参与积极性,理(董)事会、联席会成员由职业院校、政府、行业、企业、社区、专业骨干代表和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其中来自企业、行业和社区的成员比例保持在50%以上。同时,明确各主体权责利能,不断激发高职院校体制机制创新活力。第三,落实且有效行使办学自主权是建设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基础与前提。调查显示,当前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不足与对已有自主权利使用不充分的问题并存,因此,要树立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理念,以章程为遵循,充分落实和有效运用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与调整、院长选聘、人事管理、“双师型”教师评聘、内部收入分配和招生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

当前,高职教育“小专业”建设与经济社会“大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开展专业集群建设,破解“小专业”建设与经济社会“大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是高职院校服务产业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高职教育专业集群建设的政策统筹与推进

2006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提出,“支持100所高水平示范院校建设,重点建成500个左右产业覆盖广、办学条件好、产学结合紧密、人才培养质量高的特色专业群”的建设任务。

关于“专业群”,《意见》强调的是:以重点建设专业为龙头、相关专业为支撑形成专业群。可以看到,此时的“专业群”主要指学校内部专业的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意在通过专业群带动发展,从整体上提升示范院校的办学实力和水平。

2015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提出转型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按需重组人才培养结构和流程,围绕产业链、创新链调整专业设置,形成特色专业集群”。“专业集群”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专业集群作为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成为共识。

 二、集群、产业集群、专业集群的内涵探析

(一)集群具备以“四高”为特征的发展优势

集群,英文为Cluster。简单说就是将多个系统连接到一起,构成一个组,多个系统能够像一个系统那样工作或者看起来好像一个系统。这些单个的系统被称为集群的节点。集群的核心技术是任务调度。集群技术可以打造高性能、高可用性、高扩展性、高稳定性等为特征的发展优势。

1. 高性能。集群的性能是集群内所有节点性能的叠加,系统吞吐量及数据处理能力与单一的节点相比有大幅度提升。

2. 高可用性。集群比单个节点允许同时接入更多用户、完成更多任务。任务调度技术可以完成集群环境下的资源配置,实现负载均衡。

3. 高扩展性。新的节点可以动态加入集群,从而不断增强集群的性能。

4. 高稳定性。当集群中的一个节点失效,它的任务可以由其他节点自动接管,有效防止单点失效。

(二)产业集群理论认为集群可以挖掘竞争优势

经济学领域对“集群”现象的最早认识源于100 多年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微观经济学体系的奠基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马歇尔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工业组织,认为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形成“集群”。企业集群形成的原因在于企业可以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提供的好处。这种好处包括提供协同创新的环境,共享辅助性工作的服务和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平衡劳动需求结构和方便顾客需求,等等。

1990年,经济学家迈克·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在特定区域中大量企业及相关机构基于专业化分工的、以群集为特征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是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演进的、有效率的中间体组织;是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区域经济的新的思维方法和发展模式。

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组织形态,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在所有发达的经济体中,都可以明显看到各种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突破了企业和单一产业的边界,着眼于一个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和合作关系的企业、相关机构、政府、民间组织等的互动,从整体出发挖掘特定区域的竞争优势,而不仅局限于考虑个别产业和狭小地理空间的利益。

产业集群的概念为构建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其他机构的关系,研究确立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中企业、政府和其他机构的角色定位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法。

(三)专业集群强调结构性、强调区域统筹

关于“专业集群”的概念内涵,国内职教界的专家和学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也没有给出权威的解释。

借鉴经济学领域产业集群理论,专业集群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直面现代产业集群需求、优势资源集聚的专业组织形态,是“在某一特定区域中,在政府对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宏观统筹、调控、规划与引导下,以区域内某一特色或优势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集群为服务对象,紧密围绕区域产业集群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以区域内高职教育专业或专业群为核心,相关专业和专业群在空间上的集聚。”

结合计算机工程领域集群技术,高职教育专业集群的节点是服务产业链和创新链不同环节的专业或专业群,相互补充、互为扩展。

专业集群在空间上的集聚,可以是物理空间,也可以是依托信息技术的虚拟空间和云空间。专业集群具备高性能、高可用性、高扩展性、高稳定性等发展优势。专业集群的核心要素是专业结构,专业集群的支撑要素是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实习实训基地及方案、社会服务科技创新平台等资源和集群内互通共享的体制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专业群”与“专业集群”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也进一步清晰。“专业群”和“专业集群”,两者体现的都是集约化、规模化的发展理念,是不同层面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的两种专业集约化发展形式。

“专业集群”的范围更广,它的节点可以是专业或专业群,节点之间具有结构性特征,没有重点、非重点之分;专业集群强调区域统筹,节点来自同一区域,可以来自院校内部,也可以来自外部组织;专业集群的建设目标是提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服务与贡献。

“专业群”以重点建设专业为龙头、相关专业为支撑,强调院校内部专业的相互依托,建设目标是院校整体办学实力的提升。

三、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商贸流通专业集群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基于职业岗位群相近、行业背景和服务领域相同的原则,以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管理2个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专业为核心,系统构建了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管理、物流管理、移动商务、国际贸易、物联网应用、市场营销等专业协同发展的现代商贸流通专业集群。

(一)跨界整合多种发展优势,实现集群内资源互通共享

在国家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的主导和支持下,在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等行业协会的帮助下,现代商贸流通专业集群牵头制订移动商务、连锁经营管理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主持建设连锁经营管理、移动商务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双标双库”),以“双标双库”为引领制订契合现代商贸流通行业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以及实训装备技术标准,实现了集群内教学、师资、实训和科技创新平台的互通共享。

(二)专业集群建设的六个路径

一是建设集群内“平台+模块+拓展”专业课程体系,提升人才培养方案的柔性和弹性;二是建立集群内专业辅修制度,提升学生职业胜任能力以及就业竞争力;三是与苏宁云商集团等企业合作建设集群内共享型实习实训平台,提升学生的职业迁移能力;四是以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建设带动集群内专业建设指南、顶岗实习标准、实验实训装备技术标准、职业能力培训与考核标准、行业证书认证课程培训标准以及专业课程标准建设,提升集群内专业示范辐射能力;五是以国家级专业资源库建设带动集群内开放共享课程建设,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应用,提升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六是政行校企共建省级大学科技园,吸引与集群专业契合度高的企业入驻园区,提升专业集群的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三)解决高职教育专业集群建设面临的三个难题

第一,专业集群建设基于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以及行业企业价值链实现需求,以学校优势专业为核心,带动一批相近的专业协同发展,共同服务行业企业内外价值链的实现。专业集群内各专业(群)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相互支撑和相互促进的生态发展局面,融合度、协调性得到全面提升,一度存在的专业建设缺乏统筹、专业发展缺乏协作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第二,在针对苏宁云商、华润苏果等企业以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等国家级、省级行业协会开展的调研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行业人才需求、职业能力标准以及岗位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专业教学标准并推进实施。解决了专业发展与产业发展契合度不够、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不衔接的问题,促进了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的供需平衡。

第三,专业教学资源库在专业集群内全面开放共享,推动资源库成为教师教学模式创新和学生学习方式改革的平台,提升优质教学资源使用效率,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与行业发展不同步,优质教学资源供给不足、使用效率不高、共享不够的问题。

(四)实现高职教育专业集群建设三种创新

1.聚焦双核,打造合力型现代商贸流通专业集群的模式创新(略)

2.动态优化,构建专业——标准——资源的开发集成与应用体系的机制创新(略)

3.多路并进,实现国内与国外、线上与线下双线推广的方法创新(略)

四、推进高职院校专业集群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一)集中资源建设有竞争力的平台,努力挖掘专业红利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提出了集中资源建设有竞争力的“学科专业集群平台”的思路。“学科专业集群超级平台”的思路集成并且超越了专业集群、学科集群、产业集群,是高校推动人才培养体制系统性改革,转型发展、产教融合的重大理念创新和发展方向。

从提高质量的角度,高校不能只是加固原有的“小舢板”,而是要集中资源营造“大舰艇”。从结构调整的角度,高校不能只做“加减法”,更要多做“乘除法”。“乘法”是将现有专业通过碰撞、融合、创新形成新的竞争力;“除法”是将发展定位进一步聚焦到服务面向的主要产业链和创新链,做大“压强”。

从资源优化来看,构建专业集群的主要依据有两方面:一是按照核心产业—周边产业—附加产业的“产业链”思路,形成有机联系的专业集群;二是按照“关键岗位—次要岗位—边缘岗位”的“岗位群”思路,构建与岗位群对应、相互支撑的专业集群。

“产业链”思路和“岗位群”思路都应当遵循集中资源、整体优化的原则,以集群建设进一步紧密专业的吻合、以集群建设进一步挖掘专业的红利。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商贸流通专业集群的建设,正是以2个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专业为核心,带动产业链相关专业协同发展。

(二)创新专业集群管理体制机制,切实打造发展优势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高职院校,专业管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教学管理范式。这种管理方式条块分割,缺乏灵活变通,专业依据市场、产业结构变化的动态适应性差。对应专业集群的建设要求,这种管理方式难以实现人员调整或资源整合,难以激发专业集群组织的活力,不能满足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专业集群是一个在更广范围内的资源组合,代表了一种更复杂的专业组织形式。从构成上看,不仅包括集群内部的横向、纵向组织,也包括外部支撑性和服务性组织。

地方政府应当在专业集群的建设与管理中承担协调和指导的责任,负责指导专业集群的动态设置,协调专业集群的资源供给,保障专业集群与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

高职院校作为专业集群建设与管理的主体,应当以强化有效管理为核心,建立健全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校政行企协同合作机制、技术服务与协同创新机制等机制保障,积极改进内部治理,提升管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推进师资队伍、科研平台、课程教学资源库、实训基地等互通共享、协同发展。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目标任务的落脚点是“实现教学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而学校作为一个组织系统,是目标任务的完成、教育教学质量要素的全过程控制、日常教学管理的平稳运行三大因素的有机统一。因此,高职院校在实施诊改工作时,一定要处理好三大关系,解决好“诊改目标确立、诊改要素落地、诊改方式校本化”三个核心问题。

一是处理好源和流的关系,解决诊改目标确立的问题,抓住学校诊改的“牛鼻子”。

在制定高职诊改实施方案和实施诊改时,讲究目标链的构成。目标链的源头在哪里?应是学校的“十三五”规划,它确定了学校的办学定位与发展理念,以及未来五年所要达到的目标及实施的具体路径,因此一定要有至少十几个子规划组成,包括专业建设规划、课程建设规划、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实训基地建设规划、科研工作规划等。总目标的实现,一定有赖于这些子目标的实现,比如要想实现学校的师资规划目标,一定要将这些目标任务分解到每一年、每一月的每个部门、每个人身上,这就构成了完整的目标链,也就形成了源与流的关系。

实施内部诊改,一定要保证年度目标及“十三五”规划的完成,否则内部诊改没有任何实质性价值,而实施OKR(目标与关键结果) 三级目标责任体系考核,则抓住了高职院校一切工作的“牛鼻子”。所谓三级目标责任体系,是指依据“十三五”规划,将“十三五”目标任务分解到每一年,然后将年度目标分解为一级、二级和三级指标,一、二级指标由目标管理职能部门制定,三级指标由部门分派,这些指标层层支撑、环环相扣,形成目标链。其中,一级指标为学院层面的工作目标,由院级领导牵头组织实施;二级指标根据一级指标分解,为部门层面的工作目标,由部门党政领导组织实施;三级指标主要根据二级指标分解,为岗位层面的工作目标,这也为部门的定岗定责定编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是处理好虚和实的关系,解决诊改要素落地的问题,找准契合学校诊改的“新路子”。

一定的实践要用一定的理论来指导。所谓虚,指的是相关的理论;实,指的是学校的实际情况。用来指导诊改的理论很多,从内生动力来讲有PDCA及8字循环理论,从人员的参与来讲有全员管理理论,从管理的全要素来讲有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从目标的实现来讲有OKR目标与关键结果理论等。从这么多的理论中,寻找出与各校实际情况相吻合且又能出成效的理论,需要各高职院校自行探索,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笔者所在的学校2004年就开始引入ISO9001管理体系,将管理体系与学校的各项工作紧密结合,提出全要素、全过程、全员质量管理模式,并设定自己的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通过22个程序文件,对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一切要素进行全过程控制。同时,在维护体系运行过程中通过内部审核与外部审核,采用开具不合格项报告的方式,对不符合程序文件运行的环节和质量点进行整改。目前,学校正进行ISO9001:2015换版工作,将结合诊改文件,进一步完善专业、课程、教师、学生四个层面的诊改标准,并增加专门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控制程序文件,从而将诊改的内容和要求融入学校的质量管理体系中。

三是处理好动和静的关系,解决诊改方式校本化的问题,用好学校诊改的“牛鞭子”。

根据教育部诊改文件精神,各院校在进行内部诊改时,时间安排可根据自身条件确定,条件好的,复核的时间可适当提前,条件差的,可将复核时间适当后推。而对于各类标准,学校自己制定,自己找到量自己的尺子。因此,所谓动,指的是专门针对诊改工作的各类检查、评审与总结;静,指的是日常的教学管理。高职院校在进行诊改工作时,一定要与日常的教学工作结合起来,与已有的管理制度体系结合起来,根据诊改文件的精神要求,将相关的制度体系融入现有的制度体系中,而不是推翻原有的管理制度,避免将诊改与日常教学及管理脱节或对立。

笔者所在的学校就通过三个动态环节来检查把握静态的教学与管理效果:一是6月份的内部审核,在内部审核中,安排专门人员,针对ISO9001条款,对行政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检查,要求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对教学常规、日常管理、后勤服务等环节的关键质量点进行抽查,确保每项工作按质量标准和流程进行;二是在12月份通过第三方公司进行外部审核,检查的重点是管理体系文件与各类标准、流程的符合程度,以及体系运行的充分性、有效性和适宜性,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改进,同时对改进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跟踪和验证;三是在第二年的1月底,进行管理评审,包括年度管理评审数据分析报告、年度内审报告、年度行政工作目标完成情况统计报告、年度教师情况统计分析及改进报告、学年学生成绩统计分析及改进报告、年度招生就业录取数据分析报告等,对学校办学进行全面体检。同时,将这种结果与员工的绩效考核挂钩,明确规定部门工作的完成情况占到员工绩效考核的30%,构建考评性绩效体系,以对事的考核,来衡量对人的评价,以对人的考核,来促进事的完成。

 记者从12月7日-9日举办的全国职业教育林草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宣贯第一期培训班上获悉,教育部已审定发布多个林草类专业的教学标准、仪器设备装备规范和顶岗实习标准。
  国家林草局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国家教育标准体系建设。其中,教学标准是人才培养的制度基石和行为规范,是教学活动的技术支撑和品质保障,对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引领性作用。
  林草类专业已审定的标准包括即将发布的高职类的园林技术、林业技术、森林资源保护、野生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木工设备应用技术、木材加工技术、草业技术8个专业教学标准,已发布的高职类林业技术专业、木材加工技术专业顶岗实习标准,林业技术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中职类的现代林业技术专业教学标准(试行)、现代林业技术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木材加工专业顶岗实习标准。
  这些标准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充分体现了服务现代林草事业和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以及行业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为进一步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充分激发和调动各地从实际出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形成担当作为、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国务院决定,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将2016年实施的24项督查激励措施调整增加为30项督查激励措施,对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就此印发通知。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部署要求,国务院办公厅近年来持续探索开展督查激励工作,2016年11月印发《关于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通知》(国办发〔2016〕82号),首次系统提出24项督查激励措施。2017年、2018年先后两批次对400多个地方予以督查激励,有力促进了地方主动作为、竞相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和良好反响。

  此次调整的重点是增加了9项督查激励措施。其中,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方面3项,包括对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推进力度大、河湖管理保护成效明显的省份给予财政资金倾斜;对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的县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显著的省份在资金分配时予以倾斜。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3项,包括对转型成效突出的资源枯竭城市在资金安排、改革先行先试上予以倾斜;对推进职业教育成效明显的省份在项目安排上予以倾斜;对质量工作成效突出的市、县在改革创新等方面优先支持。稳外贸和稳外资、稳投资、促消费方面3项,包括对促进外贸、外资稳定增长,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明显的省份,在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培育中给予优先支持;对公路水路交通建设推进有力的省份,将项目优先列入三年滚动计划,优先安排车购税和港建费建设资金;对推进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积极发展农村电商等成效明显的市、县,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和电商强县建设中予以倾斜。同时,根据部分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调出了3项督查激励措施,对21项保留的督查激励措施进行了充实完善。

  国务院办公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对真抓实干、相关工作成效明显的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对于激励地方奋发进取、竞相作为,推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具有重要意义。调整后的督查激励措施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激励导向更加鲜明,进一步体现了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要求,突出了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任务。二是激励含金量较高,进一步细化实化了激励内容,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在资金分配、项目安排、改革先行先试等方面加大了激励支持力度。三是激励对象进一步向基层市县倾斜,以基层市县为激励对象的督查激励措施达15项,更有利于发挥激励效果,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狠抓落实的积极性。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要按照通知要求,切实抓好督查激励措施的组织落实,尤其是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完善督查考评体系,改进督查考评方法,创新督查考评方式,简化操作,优化流程,公平公正、客观全面评价地方工作成效,避免增加基层负担,充分发挥督查激励的正向效应。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进学生社团,使学生社团建设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校园环境文化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师生的话,那么包括校风、教风、学风、文化氛围、精神风貌、规章制度、社团活动在内的内涵文化,则直接影响和熏染着师生的思想和情操。

如今,职业院校学生社团发展迅速,在促进学生素质拓展、有效调适学生心理、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推动学生社会化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然而,在职业院校学生社团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瓶颈,需要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需要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新道路。

职业院校学生社团数量和类别急剧增加,但发展不平衡。职业院校学生社团的成立,需要拟成立的学生社团负责人,向系部学生管理科室或者相关指导教师提出书面申请,由挂靠院系或团委签署意见,再由学生工作处或者团委负责人批准。尽管按照程序逐级审批,但毕竟不像社会组织团体成立那么复杂,需要资金门槛、办公场地、人数要求等,学生社团的成立相对较随意、门槛较低。如音乐协会,往往会衍生古筝协会、吉他协会、钢琴协会等很多分支社团,种类繁多,数量过大,不利于管理和指导。同时,一些分支社团因为具有专长和兴趣爱好的学生数量较少,往往形同虚设,不利于长远发展。

院校层面支持力度不够,学生社团管理制度缺失。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学生社团的功能在增强、作用在扩大,职业院校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院校发展重点在于校企合作、招生就业、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容易忽视以学生为主的社团工作,社团活动往往缺少资金,阻碍社团活动的开展;缺乏专门管理人员,学生社团一般由学校团委兼管,兼管教师难免因为本职工作繁重而忽视所兼管的社团,极易出现管理盲区,造成管理不够深入,难以控制社团内有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因此,需要院校层面构建符合社团发展的管理体系,把思政教育导入团委工作、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社团活动中。

学生社团思想活跃,但缺乏适时引导。无论是初中起点的五年一贯制专科生,还是高考录取的科班生,都有较强的社交欲望,而其社交活动很多都是基于互联网来实现的,如利用QQ、微信、微博、视频APP等社交软件。他们通过网络接触到缤纷多彩的世界,受到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其中不乏各种不良思想,容易造成学生的迷茫,甚至在社团活动中走入误区,在学生中、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有些社团仅凭少数具有特长或相关兴趣爱好的学生发起成立,靠着满腔热情维持社团,尽管很有特色,但影响力和涉及面小,发展空间不大,又因为后继无人,往往很难长时间维系。

社团经费管理混乱,容易出现乱收费、乱花费的情况。通过调查显示,学生社团经费一般来源于商业赞助、社员会费、学校经费三个部分,最主要的来源还是社会的商业赞助和收取会费,社团发展往往缺乏学校拨款。商业赞助对学生社团和赞助方来说是双赢的事,但也有一定问题,如明显造成校园内社团的“贫富不均”,一些理论性强的社团就难以获得企业的赞助;商业赞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容易使一些社团活动脱离初衷、流于形式,一切唯赞助企业是从;一些社团为了获取赞助,热衷搞“排场”大的活动,却忽视了内部建设;一些社团经费使用缺乏监督、活动开展缺少计划,造成管理混乱,容易出现各种隐患。

学生社团是职业院校学生的第二课堂,是联系学校和社会的纽带,通过学生自发的组织和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发现学习的真正意义、磨炼学生的意志品格,对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那么,职业院校学生社团到底应该如何健康发展呢?

学校行政管理部门要重视学生社团建设。争取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支持,建议设立专门管理人员编制,扩大社团影响力和学校知名度。尤其是宣传部、学工处、财务处等部门,要为学生社团提供经费、场地、社会实践等各方面的支持。同时,充分发挥团组织的先进作用,大力开展正面宣传、正面教育、正面指导,营造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此外,社团成员深入新生中宣传,要做出能够吸引人眼球的宣传方案,使新生能够对社团主题和活动意义有更深层次了解,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社团中来。

加强引导,健全社团管理制度。锻炼社团全员做事能力,并推行责任制,将活动责任具体到每一个组织者;实行奖励与批评相结合,督促各活动组织者开展好每项活动。以学生社团换届选举为例,要秉着“公平、公开、公正”原则进行,由社员和指导教师投票,现场公布结果;同时,要有学院相关管理部门教师进行监督,避免随意性,保证社团发展宗旨和政策的连贯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要保证以人为本、以服务社会和同学为宗旨举办活动,确保活动的精品性与创意性,将年轻人的公益热情调动起来。

创新活动形式,扩大活动范围。遵循校内活动与校外活动并重的原则,争取在原来校内和县区内活动的基础上,在更大范围内科学合理地开展社团活动。菏泽家政职业学院爱心社团成功举办了多次社会实践活动,多次到本地的敬老院、民营老年公寓、公办养老服务中心等老年服务单位开展活动,利用所学专业不断丰富老年人的生活,使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这类活动让社团学生锻炼了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了社会责任感、提高了尊老敬老意识,他们在实际行动中奉献了爱心,在劳动的同时培养了团结互助的精神。

加强统筹管理,促进对外交流。一所学校往往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学生社团,需要加强统筹管理,做到全校社团活动“一盘棋”。在管理中,要求各社团年初上交年度工作计划,由社团管理部门协调组织统一安排活动内容、时间、场地等,避免社团活动过于频繁、重复、撞车等现象发生。各社团每年应该组织1—2次对外交流活动,到兄弟院校学习社团管理先进经验;以社团活动为载体,积极与兄弟院校合作,在合作中共同提高。在院校大力支持、管理部门科学引导、指导教师悉心指导下,学生社团一定会科学规范有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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