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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职教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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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教师节期间收到的祝福短信不下数十条,最让我心动的是节后第二天收到的一条非常简短的问候:“王老师,昨天的学生祝您昨天教师节快乐!”因为没有留名,我思忖很久也没能猜出这封迟到的祝福短信的作者。受好奇心驱使,我忍不住拨通了对方的手机。一阵寒暄客气之后,这名“失散”了十多年、如今已是一家知名企业董事长的韦姓学生道出了他念念不忘老师的因由。

    一经提起,往年旧事历历在目。他是当年全班第一个把老师“问倒”的学生。他的父亲是市轴承厂的工程师,他虽然奉父母之命进了职校,但对父亲成年累月与油污打交道却很不以为然,因而对所学的机械专业根本不感兴趣,专业课成绩几乎门门“红灯”。

    有一次,我在课上讲解滚动轴承的材料与种类,尽展备课收集的各种图片之后,我开始通过提问来检查和巩固学生们对所讲内容的掌握。问到韦同学时,他照例一问三不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认真听课。正当我准备训斥他时,他突如其来地向我提出了挑战:“老师,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他从裤腰的钥匙扣上卸下一个精美的微型轴承,向我“请教”这个轴承的用途。我不动声色,平静如初,诚恳地告诉他,也告诉全班学生:老师不知道。

    我微笑着邀请韦同学走上讲台,为大家讲解这个轴承的用途和材料,并画图示意轴承在机器上的位置。不出我所料,他三言两语地说完了自己之所知,却说不出轴承的材料,更画不出零件图,这多少挽回了一点我作为老师的“面子”,重振了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韦同学虽然与我交了个“平手”,但这对于他来说可是个天大的快事,他洋洋自得,显得非常自信。我趁机向他布置课后作业:请他找几个平时比较要好、志趣相投的同学,“帮老师”全面系统地收集轴承的“家族”,一周后向全班同学进行讲解和展示。韦同学没负厚望,他到父亲厂里商借了琳琅满目的轴承,到图书馆里查阅、复印了几十张图片,并精心编写了相关说明。作业圆满完成,演讲也出人意料的成功,受到大家的热捧。

    此后,韦同学脱胎换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学习变得非常认真,专业成绩扶遥直上,我的授课成为他的最爱。而我的讲课方式也因其发生了改变,我摇身变成了“游手好闲”的“导师”。我不再埋头写教案、到处查阅资料担心学生“吃不饱”,而是信马由缰地泛读专业书籍,查阅各类相关资料,节约时间走访行业企业,以有足够的见识、底气和威信,引导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我的“偷懒”得到学生的拥戴,我的每次点拨都能让学生兴趣盎然,探究热情高涨。

    如今回头来看,要当好职校教师,确实有许多学问需要考究,教师的业务境界将直接决定教学效果。

    前不久,听一位职教专家谈起,近几年社会上对职业院校教师的专业素质一度出现抱怨多于褒扬的现象,诟病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没有企业经历、没有工程经验、动手能力不强等。应该说,这些抱怨道出的都是事实,为此心存忧虑也难能可贵。然而,仔细分析这种担忧,却不难看出其“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先要有一桶水”教育思想的影子,总以为老师必须比学生懂得多、老师不能被学生问倒。

    显然,关于“杯水”与“桶水”的理论,在中小学低年级学生身上、在以“填鸭式”灌输为主的传统教学中,堪称是颠扑不破的准则,但对于职业院校来讲,却未必就是“真理”。

    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高度发达的网络环境,学生可以非常方便地从各种渠道获取五花八门的信息,无论是深度和广度都远比老师“一桶水”的容量大得多;职业教育与产业行业密切相关,教师不可能始终与科技发展“同步”,更难有先知先觉;职业院校的育人规律不同于中小学普通教育,必须借助于项目实践来体验、学习,远非老师的灌输所能取代。因此,职业院校教师更多地应该充当教练、导师和辅导员的角色,而不是简单地做学生的“保姆”。

    记得一位职教教学名师曾经说过,同为教师亦分三六九等。D等教师不会教学生,无论怎么卖力教,学生都不会明白;C等教师只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教给学生,让学生明白;B等教师把学习的方法教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吃饱”,甚至超过老师;而A等教师则是把学习的目标告诉学生,“把学生教明白了,却把自己教糊涂了”。仔细揣摩,确实非常精僻。学生之明白,得益于自己的探索、老师的引导,在实践中磨炼、在探究中学习;而老师之糊涂,则在于自己看得多、探得深,在未知的领域孜孜探求,而不仅仅是满足于自己的已知。职业教育最需这样的达人,此乃教师职业的最高境界。(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
    在快速扩张阶段之后,组织结构变革和制度创新就成为了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任务。我国公办高职院校在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后,只有加强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才能以制度性改革保障主体性改革的顺利推进,进而提升高职院校的整体办学实力。 

    ■何万一

    我国公办高职院校自1999年高等教育大扩招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办学规模急剧扩张,办学功能由单一教学向科研、社会服务等多方面拓展,组织结构变得日益复杂。与此同时,高职院校在外延式发展过程中也累积了办学主体单一、行政代替学术、管理重心高、决策—执行—监督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治理问题,成为制约高职院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体制性障碍。如何推进我国公办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这是摆在高职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面前亟待破解的难题。

    一要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治理结构。针对办学主体多元的特点,高职院校要创新办学体制机制,联合所在地政府、行业、企业、社区、相关学校等合作办学者成立学校理事会,加强学校与社会互动联系,建立社会监督与支持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理事会的成员至少半数以上来自外部,以达到治理结构的开放性。在现有的高校领导体制和法律框架下,为减少改革阻力,理事会应首先定位于党政的辅助决策机构,主要为高职院校发展规划制定、重要政策出台、重大改革项目开展提供咨询和论证意见。在理事会运作稳定后,再逐渐增加理事的决策功能,特别是涉及高职院校办学定位、发展规划乃至重要人事任命等方面的决策权和建议权。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将理事会转变为高职院校的领导与决策机构。

    二要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建立教授治学的制度化渠道,使学术权力回归教授专家手中。为此,高职院校可以尝试构建纵横交错的两级教授治学体系,达到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平衡。在学校层面上统合学术力量,按学术自治、分工负责的原则,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完善学术权力运行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在二级院系层面上,成立包括企业专家在内的二级院系教授委员会,作为本部门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学术、教学、职称评审事务的咨询、审议与决策机构。整个教授治学体系,越向上其专业化程度越高,拥有的学术决策权力就越大;越向下其学术决策的综合化程度就越大,自治程度也就越高。

    三要赋予基层单位办学主体地位。二级院系作为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石,是各种决策、行政命令的执行者,也是面向市场和社会办学的直接组织者。深化二级管理,一方面要在合理界定校院二级职权关系的基础上,向二级院系充分赋权,扩大二级院系在人才培养、教师聘用、内部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让二级院系真正成为办学实体。另一方面要改革二级院系内部管理体制,实行以协商民主为基础的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制度,强化教授权力。目前,我国高职院校二级院系实行党政共同负责制,将教授群体排斥在决策之外。实行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教授们的积极性,实现基层决策的专业化和民主化。

    四要完善师生参与民主管理的制度化渠道。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文化多样性的当今社会,高校民主管理体现着对师生个性发展、权利和多种知识文化诉求的尊重。教代会和学代会制度是高职院校师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对这两项制度运作环节存在的问题,需做进一步完善。首先,要健全教代会和学代会代表常任制,在重要(或相关)事项决策前,应建立征求常任代表意见的决策程序,可考虑常任代表列席院长办公会,增强决策的民主化和透明度。其次,要完善代表提案制度,建立师生向代表反映问题的常态化渠道,常任代表可以就提案问题落实情况直接向相关责任部门问询,并督促解决。再其次,要建立健全二级教代会制度,发挥教职工对二级院系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的监督作用。此外,完善信息公开制度,除了保密信息外,教学、人事、财务、资产等信息都要定期公开,接受师生和社会监督。

    五要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在决策环节,形成包括由行业企业等外部人参与决策的制度,以教授或专业组织为主的咨询论证制度,以及师生参与的民主决策制度。在执行环节,借鉴企业CEO(首席执行官)制度,实现校长岗位的职业化,并不断优化组织结构体系,规范内部运行机制,提高行政人员执行能力。成立教学委员会、教师聘任委员会、预算编制委员会、质量评估委员等专业机构,借助专业力量,提高校长决策、执行评估等方面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水平。在监督环节,进一步完善监督与评价体系,建立行政对重要事项执行情况向党委报告的制度,引入行业协会、专业机构等第三方组织评估执行效果,积极发挥党代会、教代会、纪律、监察、审计、督导等内设组织机构的监督作用。

    任何组织的发展都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发展任务。通常在快速扩张阶段之后,组织结构变革和制度创新就成为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任务。我国公办高职院校在外延式发展阶段,比较重视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改革等主体性改革,而忽视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切入点的制度性改革;在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之后,只有加强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才能以制度性改革保障主体性改革的顺利推进,进而提升高职院校的整体办学实力。由于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涉及重大利益调整,所以这必将是高职院校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作者系江苏省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张健

    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追求。一是历经黄金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高职教育数量增长、规模扩张的能量已得到充分释放,目前已进入到发展的平衡期甚或衰减期。二是高职教育“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问题比较突出。“大而不强”主要表现为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高职教育质量不高;“快而不优”主要是指发展虽快,但内涵跟不上,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禀赋。因而高职教育发展必须由规模向效益转变,由数量向质量转换,由外延向内涵转向。问题在于,高职教育的发展切换并不是单纯的思想理念转变或口号化宣言所能奏效,关键是要找到驱动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那个“马达”。

    一靠质量驱动。以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为标志,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已由前数量阶段进入了后质量时代。前数量时期追求规模扩容、粗放发展,后质量时代则在稳定规模的基础上追求精细化雕琢的内涵发展。这就需要“以全面提高高职教育教学质量为重点”、“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教育质量”,以质量为抓手驱动内涵发展。质量是内涵的根本亦是内涵的保证,以质量驱动内涵发展就是找到了内涵发展的“根”。质量驱动关键在于确立质量为本的理念,要“咬定质量不放松”。不为数量所扰、不为困难所惧、不为利益所惑,一门心思抓质量,才能确保办学方向的正确性、办学发展的可持续性。质量驱动还要确保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是高职办学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也是检验办学质量内涵的“落脚点”。高职教育倘若不能培养出服务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创新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另一类型”人才的需求,质量就会流于虚妄,内涵发展就无从谈起。

    二靠竞争驱动。数量发展阶段高职教育资源匮乏短缺,必须降低“门槛”,给办学主体更多的准入机会和发展机遇,这时规模扩张、院校扩容是主题词。而一旦数量膨胀达到一定的阈值甚或接近饱和时,竞争就会凸显出来。尤其是在当下生源大幅萎缩、刚性衰减成为趋势的背景下,僧多粥少的竞争就势必难免。内涵发展就是竞争驱动、竞争发展。一哄而起的高速扩容后,需要理性沉淀和大浪淘沙,需要“吹尽黄沙始到金”的淘漉和凝练,这样存优汰劣、适者生存,发展才能优化提升,才是有质量的、有内涵的理想样态的发展。在这样的竞争中,办学主体一定要有竞争的意识、竞争的实力和竞争的底气。因为只有办学质量好、内涵底蕴厚、竞争实力强的院校才能竞争制胜,行之久远。反之,内涵浅薄、质量低下、竞争虚脱的院校,势必会在残酷的竞争中,生源萎缩以致枯竭而难以为继,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三靠特色驱动。高职教育内涵发展还须靠特色驱动。特色是什么?特色是一所学校办学的独到之处,是在实践中凝练和形成的独特的办学品质,它是学校在长期办学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积淀而成的独有品格的凝聚,是学校特点和优势的彰显,智慧与创新的整合,是个性和魅力的集成,是学校办学优势和强项的积累、提炼和升华。办学特色是一种核心竞争力,是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路径和教育创新的不二选择。以特色为载体驱动高职教育的内涵发展,必须在特色定位上,凝练文化铸特色;特色战略上,错位发展显特色;特色路径上,发掘优势扬特色;特色实践上,整合臻善创特色。只有这样,才能在特色的建设和培育中,推进职业教育的内涵发展,使每一所学校都办出个性和品格。

    四靠创新驱动。创新是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根本和最高境界。创新驱动就是要以创新为杠杆,撬动高职教育的发展。首先要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当下的高职教育已推进到改革发展的“深水区”,面临着许多发展问题和困境需要破解。如校企合作的深化与推广,课程改革的推进与优化,现代职教体系的建构与完善等。如果没有改革创新精神,就很难取得突破和成效。其次要重视高职教育结构体系的创新,即现代职教体系的建构。从服务需求、开放融合、有机衔接、多元立交四个层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为职业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证。再其次要重视创新文化的打造。创新文化包括每个人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育和养成,创新的文化氛围的创设和营造,创新的激励机制的配套与实施等,由此形成创新的精神引领和自觉追求,使内涵发展的目标在创新的氛围、开放的思想、开拓的精神的文化环境中得以实现。(作者系安徽省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职教研究所所长)
    一位学生通过微博向笔者求证:前段时间同学中间诸多传言称,我们学校可能升本;近期又有不少同学说,即使学校不升本,我们珠宝专业可能也会升本。据这位大二学生解释,之所以如此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她现在面临着报考专升本课程的选择,“心里很纠结”:“毕竟本科学历有吸引力”,不报吧,有点“不甘心”;报吧,“身边许多人都坦言此文凭含金量不高。用人单位也不很认可,他们都只认可高职大专的第一文凭或者只认专插本(大专毕业还需全日制读两年——作者注)的证书”。这位同学充满期待地说:“要是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升本成功,我就毋须纠结而是心安理得地选择走这条路了。”

    学校升本暂无定论,笔者无从回答。笔者只能告知学生:学校也好,专业也罢,不论“升”或者“不升”,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都会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对于她个人涉及的“读”还是“不读”专升本课程问题,笔者给出了建议:在不影响专业学习的前提下,可先报读相关课程,毕竟多学一点东西、能拿到一张本科文凭总是好事。至于学校或者专业能否办成本科,这是国家政策层面的事,难以给出时间表,最好不要在这里干等着。

    学生对高职升本的这次咨询,以及这分浓烈的关切与期待,一下子把笔者拉进高职升本的思考中。尽管,对教育主管部门而言,这仍然还是一个禁区、雷区。

    可是,目前明摆的事实是,在行业企业层面,真正高素质、懂理论、高技能、会动手的人才严重缺失;在社会层面,一部分高职学生及家长对继续升学需求非常迫切,但因高职大专、高职本科、专业硕士、博士的立交桥尚未搭建,读完高职大专就会遇到“天花板”,而无法再继续攻读更高学历。要想再读,只能无奈插入普通本科教育。然而,在拨款体制、人事权限、学校级别等层面,高职与本科受到的待遇差别较大。

    这些客观事实已经促成了这样的结果:无论是高职教育研究界的专家们、行业产业界的企业家老板们,还是高职教育一线的书记校长们、老师们,甚至连尚在学校就读的莘莘学子们,大家都在关注、都在热议高职院校的“升本”问题,都对高职“升本”发出了日渐高涨的呼声,都认为高职“选择性”升本势在必行。

    与民间的呼声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官方的教育部对高职“升本”十分谨慎,忌讳如深,从来没有松过口。教育部始终坚持认为,“高职原则不得升本”是基于国家教育布局战略角度考虑而作出的决定。这一规定的逻辑基础是:高职院校办学历史短,且办得好的学校少。如果他们都升了本,那么高职教育谁来做领头羊?如果一窝蜂都去“升本”了,谁还来静下心来做职业教育?

    其实,教育部的这个担心纯属多余,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如此。首先,“升本”只会是少数办得好的院校、甚至是其中办得好的专业的事情,是在国家宏观控制下“选择性”举措,不会大规模、成批量、一哄而上。国家可以考虑在200所国家示范院校和骨干院校中优中选优,遴选10~20所精锐高职院校,开展小规模试点,不断总结经验。这个比例约占示范骨干院校总数的5~10%,仅占全国高职院校的1%左右,从量的角度说,绝对不会影响到教育布局的大局;其次,目前高职院校在经历了近10年的示范建设历练后,特别是国家示范和骨干院校,都已经充分意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完全确立了适合各校的职教先进理念和发展道路,这时候,如果允许他们率先升格举办本科,他们一定会沿着既定的职业教育理想和思路,高扬职教大旗,矢志不渝地在职教大道上探路先行,继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完全不必担心他们再折回到传统本科的老路上去。

    因此,他们依然是职业教育的范畴,对教育结构不会有任何影响。而且反过来,还会丰富高职教育内容,建构高职本科序列,为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筑职教立交桥迈出关键一大步。在此基础上,再经过若干年发展而举办专业硕士、博士,从而全面构建职教立交桥。

    以笔者目前了解以及公开报道情况,天津、辽宁、河北、四川、江苏、浙江、湖南等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都已经明确表示,积极支持有关办学实力强、办学基础好的高职院校进行高职4年制本科试点,如采取与本科院校合作的办法,在相近的专业开展联合培养4年制本科高职生。而其他没有开展相关工作省份的办学水平较高的高职院校,也都在跃跃欲试,屏气凝神铆足劲,作着各种积极准备,或私下、或摆明、或“曲线救国”,五花八门。他们苦苦守候的,正是高职升本政策开口的那股“东风”。

    从社会各界需求的必要性以及高职院校已经作足充分准备的可行性角度看,笔者认为,高职教育“选择性”升本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已成“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对此,教育部门不能只是一味地“压”着“管”着,而是要顺应客观需求,按照教育发展规律,淡化行政管理色彩,放手让那些有能力、敢负责的好学校去“摸着石头过河”,用示范高职院校建设的闯劲,探出一条高职本科教育的新路子。
    本报讯(实习生陈亚聪)日前,2013李锦记希望厨师北京班开班仪式在北京劲松职业高中举行,来自贵州、甘肃、云南、黑龙江等10个省的72名寒门青年,在这里开启了他们的厨师梦想之旅。

    “李锦记希望厨师项目”启动于2011年,3年来,始终秉承帮助寒门青年学厨圆梦、为中餐业发展培养未来之星的宗旨,至今已在全国15个省份招录了近200名有厨师梦想的寒门青年,全额资助(学杂费和生活补贴)他们在北京或成都学习烹饪专业,让他们能够站在人生新的起跑线上,通过努力拼搏,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今年,项目招生小组先后走进甘肃、黑龙江、贵州、广西、四川等地对300名申请人进行了考查综合素质的面试和笔试,最终108名申请人被录取为2013李锦记希望厨师,招录人数比去年增加了近一倍,同时,首次实现了北京、成都两地开班。 其中,北京开设两个班,每班36人。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教师慰问信精神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教师慰问信中对教师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实现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新的精辟论述。各级教育部门、各类学校和广大教师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充分认识教师的崇高使命,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如果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师就是基石的奠基者,我国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创新人才的不断涌现,同广大教师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教师是兴教之源,有一流的教师才有一流的教育,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好学校、好教育的最重要标准,就是要有好教师。一所学校、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如果教师有爱心、有学识、有高超的教育艺术,那么硬件设施即使有些简陋,家长、学生也会心向往之。促进教育内涵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现代化,关键在教师。 

    教师是中国梦的奠基者。教师的重要使命,就是为每个孩子播种梦想、点燃梦想,并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每一间平凡的教室,每一节朴实的课堂,都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人类文明精神的接续、人生梦想的起航。正是有亿万个孩子梦想的放飞、绽放,中国梦才更加光彩夺目。如果说中国梦最坚实的土壤是在学校,那么教师就是最伟大的“造梦师”,他们用默默无闻、孜孜不倦的智慧劳动,让每一颗年轻的心灵都与中国梦激情相拥。

    教师是现代公民的培育者。教育的目的是“立人”,能不能培育出健康向上的未来合格公民,能不能培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取决于每位教师是否心中有“人”,取决于他们的工作质量。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人们的开放、民主、权利意识日益增强。时代呼唤有中国情怀、全球视野、责任担当、理性文明的新一代大国公民的诞生。教育时不我待,教师任重道远。如果每位教师都能自觉认识到自己肩负的时代使命,坚守理想,为国育才,那么中国的未来就会更光明。

    教师是文明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职责,不仅要在学业上释疑解惑、循循善诱,更要为学生人生指引方向;不仅要促进学生身体健康成长,更要关注并努力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使他们的精神生命也健康发展。只有广大教师努力成为有理想信念、纯洁精神的人,并乐于过问学生的精神生活,我们的教育才会更有内涵、更有品位、更有魅力。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各级党委、政府要树立教师是教育第一资源的意识,把重视教育、关心教师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改善教师待遇,提升教师素质,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广大教师要深刻认识自己的伟大职责,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为实现中国梦添砖加瓦。
走近楷模 2013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系列报道

做一个“大写”的职教人

——记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张家口市职教中心校长汪秀丽


汪秀丽(中)在和空乘专业学生交流。 (资料图片)

    办世界一流的中职学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用自己的双手立业兴邦,最终用我们的职教梦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汪秀丽

    ■本报记者 杨占苍

    河北省张家口市职教中心的校园里有一排金色大字,“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高于一切”,这是校长汪秀丽的办学理念,也是她锐意创新的内在动力。

    建校17年来,这所学校为社会培养输送了3万多名技能型人才,创造了经济欠发达地区职业学校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奇迹。

    一个不甘平庸的人

    汪秀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1972年,年仅19岁的汪秀丽踏上三尺讲台,当上了班主任。她给初中生开设哲学课,讲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辩证思维方式,带领学生深入农村劳动,进入工厂学工,进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刚走上讲台的她,干劲十足,不怕困难。她年仅24岁就当选河北省党代会代表,25岁当选第五届河北省人大代表,连续10年被评为张家口市劳动模范,还先后荣获市三八红旗手、省优秀教师等称号。

    1997年,44岁的汪秀丽被任命为张家口市职教中心校长。然而,她是含着眼泪接任校长职务的。那一年,中等职业教育受到大中专学生不包分配、普高热持续升温、就业形势严峻等冲击,进入前所未有的低谷阶段,全国许多职业学校“关、停、并、转”,张家口市也相继撤并了3所职业学校。汪秀丽的两个儿女即将参加中考、高考,公公婆婆年近八旬,爱人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正是家人最需要陪伴和照料的时期,而校长这一职务,意味更多的重任和挑战,更多的付出和奉献。

    “思路决定出路,思路有多宽,出路就有多广。”这是汪秀丽任校长后对全体教职工讲的第一句话。上任伊始,汪秀丽带领12名中层干部深入全国10所国家重点职业学校参观学习,深化对职教形势的认识和分析。

    考察归来,汪秀丽提出了大格局的办学思路:站在经济的角度看教育,站在教育的角度看职业教育;紧贴市场办学,坚定不移地走校企联合办学的路子;提高质量求生存,办出特色求发展,打造品牌争一流,把加快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当作必须解决的攻坚任务。

    “3年创建省级名牌,5年冲击国家级重点,10年建成全国一流中等职业学校。”汪秀丽说。

    一个敏锐洞察市场的人

    “学校围着市场办,专业跟着产业变,教学围着岗位转。”汪秀丽始终认为,职业学校校长的第一要务是研究市场,不断创新学校的专业设置,必须把专业办在企业的兴奋点上,办在职业技能的紧缺口上。

    1997年,汪秀丽决心大力发展计算机专业。当时在张家口市,拥有计算机的单位还是凤毛麟角,学校也没有一个精通计算机的老师,更不用说设备,但汪秀丽认准了信息技术必将飞速发展的前景。她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说,“办法总比困难多”,以此来鼓励自己,也激励大家。

    当年,计算机专业一跃成为全校最大的骨干专业群。随后,她与国内知名企业紧密联办,与国内著名高校不断合作,与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加强交流,创出计算机专业品牌,逐步形成12个专业方向的专业群,毕业生迅速成了全市各个计算机应用人才领域的“香饽饽”,法院、银行、商业系统、建筑系统各单位竞相到校招聘。学校还为首都近百家知名企业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学生始终供不应求。2002年,学校计算机专业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示范专业;2005年,学校被教育部确定为计算机应用与软件技术国家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2000年的一个夜晚,汪秀丽随意浏览报纸,一则短短的百字消息引起了她的注意:国家西部大开发将投资50亿元新建20个机场,一个想法迅速成形——开发航空乘务专业。汪秀丽派出四路人马,奔赴首都机场调研,赴海南、深圳航空公司探路,到哈尔滨摸底……随后在张家口市三家媒体连续打出招收空乘人员的广告,从航空公司请来专业人士面试。面试当天,学校门前车水马龙,30个名额吸引了2000多人报名。两年后,学校打开了深圳、海南、厦门等五大航空公司的大门,56名空姐、空少飞上蓝天,成为河北省第一代航空乘务员。

    在汪秀丽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果敢的决策下,学校创新设置了22个分支专业,形成了信息技术、航空乘务、动漫游戏、学前教育和餐旅服务五大专业群,为市场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和活力。

    一个执着于事业的人

    2000年,启动校园改扩建工程,汪秀丽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上,筹钱太难;不上,将错失发展机遇,学校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最终,她还是大胆决策: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学校,敢于用明天的资金来办今天的事业。

    征地、拆迁,面对上千万元的资金,主管教育的副市长问她:“秀丽,行不行?”她立下军令状:“只要我们几个班子成员还在,就一定将学校办好、建好。”

    然而,一次开会中,汪秀丽接了个电话后,久久没有抬头,只见豆大的泪珠一颗颗落在桌面上,原来,又是工程催款的电话。

    看到校长为了学校建设如此为难,教师们纷纷要求把自己有限的薪水借给学校支援校园建设。就这样,在学校建设最困难的时期,大家3次慷慨解囊,共支援学校1850万元,许多教师甚至向亲朋好友借款支援学校。

    崭新的实验楼、办公楼、教学楼、实训楼、图书楼先后拔地而起,两个塑胶运动场相继落成,学校占地面积扩大6倍,建筑面积翻4番,专业实训室达到85个。今年6月16日,总投资约6000万元的综合实训大楼破土动工,预计2015年年底交付使用。办学条件的改善,为学校跨越式发展抢占了先机,也奠定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2008年3月,汪秀丽光荣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抓住一切机会宣传职业教育,连续5年提出的关于加大职业教育投入、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严格就业准入制度等建议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和采纳。

    2012年6月,她在教育部职业教育专题座谈会上提出加大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投入、尽快建立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标准等建议。

    任校长16年来,汪秀丽先后荣获五一劳动奖章、省管优秀专家、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百名杰出校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多项荣誉。现在,她正带领全校教职工全力冲刺国家中职示范校这一奋斗目标。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教师慰问信精神

  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致慰问信,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工作和广大教师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强调了教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各级教育部门、学校和广大教师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实际行动为教育改革、国家发展做出新贡献。

  当前,全国13亿人民都在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教育是最坚固的基石,也是最重要的支撑。只有优先发展教育、培养优秀人才,才能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成庞大的人力资源、人才资本优势;只有下大力气办好教育、发展科教,才能给经济社会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提供最有力的支撑;只有让人民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让人人都获得福祉、享受幸福。

  特别是在当前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众多挑战,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尤其需要发挥教育的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教育不先行,人才难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向教育发展要创新潜力、向人才开发要创新活力。

  面向未来,教育承载的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这对推动教育改革、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提出更高要求。教育必须适应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发挥教育在思想塑造、文明传承等方面的作用,引导学生培育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与科技创新和生产实践相结合,加快与市场的对接,培养更多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必须适应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期望,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着力改善办学条件,着力实施素质教育,让教育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推动教育改革创新,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关键在教师。各地要把教师队伍建设当作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加快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广大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引路人、文明传承者的作用,立足本职岗位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推动教育改革发展。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实现中国梦,教育任重道远,教师使命在肩。各地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一定要以更加昂扬、更加积极的姿态投身教育事业,勇于改革创新,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百年大业做出更大贡献,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8月底,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总数为658.21万人,就业学生637.51万人,就业率为96.85%。在喜人的就业率背后,一些职高学校的校长们却眉头紧锁,叫苦不迭。
  这源于北京今年首次出台的“异地中考”政策。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政策调整的出发点是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提供升学考试服务;在职高学校看来,这一政策说的是今后将“严格限制”招生。
  相比往年,今年职高学校生源大幅减少,有的学校甚至减少五成多。在现行体制下,职业高中是由各区县按“教师人头费+学生综合定额”拨款的。因此,招生数量对学校接受财政拨款的影响很大。换言之,职业高中的“生源危机”会加剧“财政危机”,进而可能会导致“生存危机”,这才是校长们真正的烦恼所在。
  职高学校的生源危机由来已久。自上世纪90年代末普通高中扩招后,高职学校的生源就成了问题。从那时起,招收外地学生就是职高学校生存的重要途径,而政府对职高招收外地生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新政策实施后,很多随迁子女因无法通过资格审核而与职高无缘,使得职高生源危机再次凸显。
  “生源危机”成为影响职高发展的“瓶颈”,背后其实是“吸引力危机”。一方面,北京的家长们普遍望子成龙心切,受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观念影响,多数北京市民不愿孩子读职高;另一方面,职高就业形势虽好,但毕业生就业去向大多是基础岗位,就业层次不高,上升潜力不足。当然,也有高者能达到每月8000元甚至上万元,但总体来说,毕业生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
  随着北京应届毕业生数量的逐年减少,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职高学校想通过提升自身吸引力的“自救”方式,多吸引本地生源来解决“生源危机”问题并不现实;通过向进京务工人员、下岗职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自救”方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生源危机”,但并非所有职高学校都具备这样的条件。
  事实上,北京职高优质的教学资源、较多的就业机会、优厚的补助措施对随迁子女尤其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有较大吸引力。如今,报考中职学校的限制条件太严苛,不仅使职高学校面临生源危机,也使企业的用人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更给北京的随迁子女带来了不少麻烦。正如一所职高学校副校长所言,这些孩子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学于北京,他们可以不高考,可以不要学历,为什么要限制他们报考中职呢?
  职业教育不同于高等教育,它不是学历教育,而是技能教育,是生存教育。如果严加限制,很多想读中职的随迁子女不得不面对在京“求学无门”的尴尬。如果这样,试问这群年轻人如何健康地走向社会?没有一技之能他们如何生存?他们又该如何面对与父母分隔两地的痛苦?
    ●今年,北京市开放“异地中考”,2.43万名非京籍初中毕业生仅3000名有资格报考职高,占北京中考总人数的3.5%
  ●“这一政策本想给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开‘绿灯’,但由于制定者对中职教育不了解,使新政由‘绿灯’变‘红灯’”
  今年,北京市首次放开“异地中考”,对于非京籍学生,如果属于通过资格审核的随迁子女考生,可以报考中等职业学校。但笔者调查发现,“异地中考”政策放开后,非京籍考生进入中职学校的门槛反而加高了。
  据统计,北京市2.43万名非京籍初中毕业生,只有3000名左右有资格报考中职学校,仅占北京市中考总人数的3.5%,其余的学生或在京借考、借读,或返回原籍,或干脆没学上;同时,北京大部分职高学校也在这个号称史上最热的夏天遭遇了“寒冬”。
  生源大幅减少,校长们叫苦不迭
  9月1日,京城大多数职高学校正式开学,意味着他们的招生工作落下大幕。近日,笔者走访多所职高学校了解到,“异地中考”政策对职高的生源产生了较大影响,有的学校甚至没有招到一名符合政策的非京籍学生,生源的大幅减少致使不少职高学校校长叫苦不迭。
  “以前我们学校非京籍学生约占三分之一,今年我们连一个符合政策的非京籍学生都没招到。”一所职高学校副校长说,“过去只要符合学校的入学条件,非京籍学生可以登记入学,不必参加中考。今年政策限制的厉害,学生报考职高必须参加异地中考。”
  北京求实职业学校招生负责人说,“以前我们学校的外地生源在40%以上,今年不到5%。”他表示,“我们学校属于教委管,上面出台这样的政策我们也很无奈,但不得不执行。”
  “我们也想多招些学生啊,可现在连公办学校都没有办法,更何况我们民办学校呢?” 一位民办职高副校长坦言,这一政策对其生源影响很大,学校备感压力。
  “订单班”“签约班”深受影响
  据北京朝阳区一所职高学校招生负责人介绍,由于今年是首次“异地中考”,很多随迁子女家庭措手不及。报考条件明确规定:进城务工人员须持有有效北京市居住证明、有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职业已满3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3年、其随迁子女具有北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初中3年学习年限的,才能在京报考中职学校。
  “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只是在北京做个小买卖或者打工,没有稳定住所和稳定职业,更别谈交社保了。”该负责人说,由于非京籍生源大幅缩减,学校为企业订单培养毕业生的“订单班”也大受影响,两个就业率百分之百的“订单班”,不得不缩减为一个。
  北京电气工程学校的热门专业“楼宇专业”,为外交部楼宇管理处定向培养学生,今年也面临招生缺口。该校校长刘杰表示,中石油等国企在该校的“订单班”同样受到巨大影响,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
  据了解,除“订单班”外,一些学校与外地合作的“签约班”也受到很大影响。“以前,我们每年都有跟外地签约合作计划,整班招收外地学生,现在,这些学生不符合异地中考规定的五个条件,不得不取消。”
    技校火爆中专不受影响
  虽然同样是中等职业教育,但中专几乎不受新政影响。北京水利水电学校招办负责人表示:“这一政策对我们影响不大,我们在京外有招生指标,再说我们学校在京外招生的人数本来就不多。”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招生办负责人同样表示新政策对其“几乎没有影响”。笔者从多所技校招生办了解到,他们今年的招生情况均好于往年,很多学校均已招满。
  “技校属于劳动局管,不受政策限制,仍然可以为外地生源注册学籍。中专最初是行业办学,后来收归教委管理,而职高都是区属管理。为了发展职业教育,市教委多年前就给中专校提供了外地招生政策,允许中专京外招生。”一所国家级示范职高的招生负责人说。
  他还透露,其实在“异地中考”政策出台前,北京的职高就开始接收外地生源了,比例一般在20%~60%不等。由于今年实行新政策,对学生进行资格审核,很多学生都被卡在政策之外。
  “这就好比你之前盖了违章建筑,政府不管的话你可以居住,但是现在管起来了,你必须得拆除。同样,职高学校以前招收非京籍学生虽然是保证生源的无奈之举,也是被默许的,但是违规的。现在政策限制,不让招了,生源自然受到影响。”该招生负责人说。
  想开“绿灯”反而变“红灯”
  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曾表示,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政策调整的出发点是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提供升学考试服务,需要严格对家长的社保和职业的年限要求,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出现“高考移民”,扰乱教育秩序,影响社会稳定。
  对此,东城区一所职高学校负责人认为,“这一政策可能是想给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开‘绿灯’,由于制定政策的人没有进行实地调研,对中职教育的实际情况不了解,致使新政‘绿灯’反而变成了‘红灯’。”
  他同时认为,将门槛设在“中考”阶段并不合理,“很多随迁子女都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小学初中也都是在北京上的,他们可以不在北京参加高考,为什么要限制他们报考职高呢?”他不无担忧地说:“这些孩子大多十五六岁,正值青春期,年少轻狂,如果他们没学上,很可能走入‘旁门左道’,这对家庭和社会和谐稳定都不利。”
  朝阳区一所职高学校就业办负责人分析称,生源较少将导致部分师资和设备闲置,虽然学校没有权力辞退老师,不过学校也在承担一些压力,长期下去学校将面临更多问题。
  “由于今年首次实行‘异地中考’,很多学生被卡在社保这一限制条件上,以后,学生家长肯定会补齐社保,这样就有更多的学生可以满足这一政策。”朝阳区另一所职高招生负责人对新政表示理解,他表示,这一政策出台后,满足政策的随迁子女不仅可以在北京报考中职学校,并且三年后还可以参加高职院校的考试。此前,他们只能参加成人高考。
  职高学校“各显神通”应对生源危机
  生源减少令不少职高学校备感压力,为应对生源危机,他们“各显神通”。据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有关负责人介绍,该校已申请成人中专资质。学生如果报考,毕业后可以获得成人中专毕业证。
  拥有成人中专资质的劲松职高老师分析,之前没有申请该资质的学校今年生源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在黄庄职业高中,学校计划由培训部承担新的培训任务,将来18岁的学生可以参加成人中专考试。如果当前“异地中考”政策不变,一部分学生将来满足18岁条件,可用成人中专的学历注册学籍。
  西城区一所职高学校相关负责人说,“我们过去的大班教学,今年会细分成小班授课,课时少的老师将被安排到企业、高等院校进修。”
  北京电气工程学校一位负责人说,“我们有先进的设备,良好的师资,可以通过社会培训的方式解决目前的困境。”对于此前媒体报道的“示范校”面临摘牌的危机,他认为,“这不大可能,以前示范校的政策硬性指标确实是4000人,现在招生政策变化了,示范校相应的政策应该也会变化。”
    本报讯(记者申红珊)本月16日,第六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在贵阳开幕。记者昨日从省教育厅获悉,本届交流周首次举办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成果展。

  据悉,本届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成果展由贵阳职业技术学院承办,包括职业教育成果展览、实地考察、专题报告、洽谈合作及集体签约等多项活动。届时来自广东、深圳、云南,德国、马来西亚、泰国等省份和国家的多所职业院校将组团参加,我省的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铜仁职业技术学院、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23所高职院校也将组团亮相。

  据介绍,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用全国最差的办学条件,以占全国人口数排名第19位的基础,举办全国办学规模排名前18位的职业教育,建成了层次完整、专业门类齐全、初具规模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8月27日,第二届“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落下帷幕。本届大赛历时1年,来自500多所高校的2 216个团队积极参与,历经层层选拔,最终决出特等奖1名、一等奖8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DoMen”代表队,以一款同期在安卓应用商店上架的DoNote产品,在众多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本届大赛特等奖,并赢得8万元的大赛项目最高奖金。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葛道凯司长、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陈伟司长、江苏省教育厅沈健厅长、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徐一平主任出席了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的颁奖典礼。南京市雨花台区区委书记、中国(南京)软件谷工委书记张一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聂宏校长、中国工程院倪光南院士、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龚怀进副主任、江苏省教育厅丁晓昌副厅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杨拴昌副院长等领导,以及来自高校的众多评审专家,来自中国航信、用友软件、宇龙酷派、远光软件、瑞中数据、石化盈科等软件骨干企业的代表出席了颁奖典礼。

教育部职业和成人教育司司长 葛道凯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司长 陈伟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江苏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江苏省教育厅、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南京)软件谷联合承办的一项大型公益性、创新性、全国性赛事。大赛以激发学生软件开发热情,为软件产业培养优秀的实用人才为宗旨,秉承“政府指导,企业出题,高校参与,专家评审,育才选才”的组织形式,创新了产学融合新平台。在成功举办第一届“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后,应企业和广大师生的要求,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江苏省人民政府根据需要筹办第二届大赛,目的是为优秀人才搭建脱颖而出的舞台,从大学生中发现更多软件人才,为产业培养出更多新生力量。

与其他同类赛事不同,“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的最大特色是全赛程采用的赛题原型全部来源于全国软件骨干企业的实际技术需求,企业元素的加入使得大赛更具实用性和权威性。据“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组委会办公室相关领导介绍,首先,国内软件行业知名的企业为大赛出题献策,能够更精准地反映业内需求重点和行业发展趋势,更好地体现产学结合精髓;其次,软件技术领域资深的专家和教授全程参与大赛评选工作,能够对学生的能力考量、作品优劣进行客观精准的评定;再次,众多高校踊跃报名,积极参赛,将鼓励更多学子关注软件技术,为选拔培养更多优秀软件人才提供平台。

据悉,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产业实现业务收入1.39万亿元,同比增长24.5%。软件是高端人力资源高度聚集的产业,要实现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实现人才培养先行。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陈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软件产业的发展最终要靠人才的支撑,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要肩负起新时期的历史重任,需要更多有志于软件产业的仁人志士加入其中。‘十二五’我国软件产业目标是实现产值翻三番,与此同时,对软件人才需求将净增300万。大赛对于吸引大学生了解软件产业,更加喜欢软件设计、关注软件行业发展态势,最终能投身软件事业具有不可或缺的引导作用,从第一届大赛可以看出,也将成为吸引、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葛道凯司长在颁奖典礼上代表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宣读对参赛师生的寄语,并表示,教育部联合各行业、部委积极组织技能竞赛活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赛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对于教学改革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大赛不仅仅是展示参赛学生风采、比拼专业技能的舞台,更是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平台。另一方面,举办大赛是调动地方和学校投入,改善专业条件,加强专业建设的有效抓手。第三,地方对于大赛的支持政策,很好地调动和激励了师生工作学习的积极性。

组织“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是推动产学合作工作的重要一环。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徐一平主任表示,办好第二届“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指导各地做好报名参赛组织工作,总结推广经验,有助于积极推动和建立多层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江苏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再上新的台阶。

中国工程院倪光南院士在颁奖典礼上说:“作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软件赛事之一,‘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大赛为学生们提供了卓越的学习和交流平台,也进一步促进了高校和高职软件教育与行业趋势相对接,推动软件教育从教学型到应用型转变。我们期待大赛能引入更多的行业领先技术,助力学校培养掌握最新技术趋势、富于创新的优秀软件人才。”

获奖的项目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大赛的特色——热点领域,注重创新,重视实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DoMen团队的“DoNote”产品将用户进行记录和分享的需求与百度云存储相结合,开发了一款可实现多媒体混合编辑的电子化的手机App“笔记本”。用户能够通过多媒体进行记录、编辑以及制作表格,并可以自动生成提醒,最终可以将用户的笔记通过语音等多种方式识别出来。

获奖代表与领导合影

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两部委合作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届。本届大赛邀请了全国500余所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的2 216支在校学生团队参赛,116支队伍进入决赛;进入决赛的优胜队成员在答辩结束后参与了现场招聘会;参与招聘会的企业包括软件骨干企业代表和南京本地软件企业。在颁奖典礼当晚,共有7家代表企业向7位获奖学生代表颁发了就业意向聘书,以宇龙酷派、石化盈科、中国航信为代表的企业在颁奖典礼现场对获奖学生发出了热情邀请,诚挚欢迎更多获奖学生在毕业后的加入。

 




  由日本最大的职业教育集团滋庆学园在中国创立的“上海音乐教育基地”与“上海演艺教育基地”自6月启动招生以来,这个夏天已吸引了上千名音乐爱好者参与其中,不少学生确定在此扬起职业风帆。该基地今年将招收首批160名学生,10月8日,这艘亚洲一流音乐职业教育“航母”将揭开神秘面纱,填补国内音乐技术人员的空白。

  大腕儿“陪练”,学生与国际尖端行业技艺亲密接触

  上月24日到25日,上海音乐教育基地&上海演艺教育基地举办了大型体验课活动,吸引了众多音乐爱好者齐聚一堂。上海音乐教育基地将演唱、舞蹈、吉他、贝司、键盘、打击乐、舞台灯光、舞台音响、舞台监督、作曲编曲等十余个强势专业“全盘开出”,时任东京音乐专门学院校长、资深吉他演奏家Chris Juergensen等大腕儿做“陪练”,学生实地操练,与国际尖端的行业技艺亲密接触。

  上海音乐教育基地校长孙源源表示,当时钟走到2013年,一流的音乐演艺培养体系在上海却还是个罕见的空白。所以,当日本最大的职业教育集团滋庆学园将音乐职业教育体系引入中国—上海音乐教育基地&上海演艺教育基地在上海成立并启动招生后,随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势“围观”,所举办的大型体验课更是场场爆满。孙源源强调,上海音乐教育基地将在美国、日本经过多番印证的成熟模式以及国际一流的设备带来上海,目的只有一个,即为音乐爱好者谋求到与之兴趣最切合的职业,也为演艺企业招到真正心怀热忱又身怀“绝技”的人才。对此,学生和家长均表现出了极大的共鸣和认可。

  迪士尼驾到,音乐、舞台技术人才稀缺

  说到对本土人才的要求,据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相关负责人透露,需要和美国团队一起,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建设和创意加入中国元素和本地特色。目前已招募的“幻想工程师”正与50多名中国艺术家一起完成上海项目的娱乐项目、演出剧本等诸多设计工作。“所有演出剧本将用中文撰写,90%以上的演出人员也将是中国员工。”据悉,到2015年年底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开园时,本土招聘总人数将至少超过5000人,而直接带来的演艺工作岗位就约2000个。

  作为迪士尼的发源地,美国的迪士尼乐园园内表演很多,除了常规的花车巡游、烟花表演,一些商店里都会有各种穿着玩偶衣服的演艺人员和游客互动。在一些舞台表演中,还会有游客被拉上台与演艺人员共舞,趣味十足。而届时这一幕也将在上海迪士尼上演。

  虽然目前上海迪士尼尚未招聘相关演艺人员,然而记者从侧面了解到,目前舞台监督、音响师、灯光师等音乐、舞台技术人才十分稀缺,原因就在于上海本土培养专业音乐与舞台技术人才的专业学校几乎是个空白。相比较而言,由于培养歌舞演艺人才的艺术院校层次分明,台前演艺人才的紧缺度则远远不及幕后技术人才。

  资深“猎头”讲述“舞台监督寻觅记”

  上海迪士尼对音乐、舞台技术人才的需求已是刻不容缓,而相关会展等行业的市场需求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多年从事“猎头”行业的沈先生告诉记者“每家'猎头'公司都有'特殊人才'类别,幕后工作也算是'特殊人才'中的一种,目前在市场上缺口较大。”沈先生透露,一些专业的会展公司,每当有车展、婚庆展等展会时,就会有一些人员需求,如司仪、主持人、展台节目调音、灯光师、摄影师等。像他所在的“猎头”公司就与5、6家会展公司有长期的合作,每年每家需求人数约2、3人,岗位主要集中在调音师、音响师、幕后活动项目掌控(即舞台监督、导演)等,薪资约1-2万元/月。

  其中有些会展、大型活动对此类人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以他的“猎头”的经验来看是很难找到完全符合要求的人才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此类人才大多学历不高,难以达到有些公司所要求的学历“门槛”;二是有音响、灯光专业“科班”背景出身的很少,目前此类从业人员多数是原先从事婚庆、家电行业布台有一定经验的人“半路出家”转行而来,专业度欠缺;三是一些外资企业出于降低用工成本的考虑对员工实行“本土化”,然而这可能带来语言交流不过关的弊端。“此类人才专业性强,具有不可替代性,圈子虽小但需求量却很大。填补市场这一人才空缺现状十分迫切、突出。 ”沈先生坦言。

  沈先生举了一个他经手过的非常典型的“猎头”案例。今年北京车展之前,一家日系品牌车企找到他,该企业已连续几年参展,今年的展台规模很大,而且将举办更多活动助阵,因此急需招长期的项目总控(即舞台监督)和灯光师各一名。要求项目总控必须是能胜任联络、协调从日本请来的演出团体、节目、北京本地的供应商,及舞台灯光、音响等的总控、特殊突发状况的应对等工作,英、日语优秀,且有3年以上后台控管经验的北京本地人;而对灯光师除了一般的专业要求外,也要求有较好的英、日语沟通能力。经过一番排摸,沈先生发现本地兼具此类专业背景和语言能力的人才几乎没有。无奈之下,他只得打算到日本去找人,恰巧他找的这家日本的音乐技术学校有几个中国来的留学生,终于从中觅得了满意的人选,避免了请“外来和尚”的尴尬境地。

  沈先生告诉记者,以前一些企业碰到布展一般会采用纯外包的模式,现在情况正在改变,有一部分也由公司自己来管理、操作了。此外,一些欧美企业、奢侈品商在刚进中国时需要开展示会、路演,也需要招一些幕后工作人员。如果你是个有舞台监督等专业才华,又有英、法、日等语言交流能力的人才,未来无论是前程还是“钱程”都将一片光明。
    李克强在大连考察学校并与基层教师座谈时说:“教师永远是天底下最受人尊敬的职业”。
    新华社大连9月9日电(记者 陈二厚 郝亚琳)9月9日上午,在第2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大连考察并看望师生,与基层教师座谈。

    大连二十高中安静的校园里,学生们正在上课。李克强走进教师办公室,看到总理,教师们纷纷围拢过来。李克强说,教师永远是天底下最受人尊敬的职业,广大教师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带来希望,尊师重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当听说二十高中是首批承办内地新疆班教学的学校,李克强高兴地对身边的各族教师说,孩子们远离家乡,你们是他们知识的导师、生活的父母,你们这个集体是支持西部教育、促进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他鼓励学校把新疆班办出品牌、办出经验,让教育资源相对丰厚的沿海和东部更多支援中西部。

    在学校会议室,李克强同教师代表座谈。他说,明天是你们的节日,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在座各位并向全国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衷心感谢大家为教育事业付出的辛劳和心血。曾参加援疆援藏支教、从事新疆班教学和从贵州、新疆等地来进修的老师们争相发言,谈了体会和感受。援藏的老师还给总理送上一张反映支教生活的光盘,李克强愉快地收下,并表示会好好看。他说,你们怀着一颗热爱教育的心,为边远贫困地区孩子带去知识和希望,汇聚起促进教育公平的积极力量。要鼓励更多人才到西部支教,让更多西部教师到东部培训,这不仅可以提高西部教育水平,更是扬起了一面旗帜,放飞了希望,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感到有前途、有奔头。

    座谈中,李克强请教师们就促进教育公平提建议、献良策,他把老师们反映的东西部教育差距,归纳为教育资源特别是师资力量、教学方法、学生求学愿望三个方面。他指出,教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支撑。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具有起点公平的意义。要缩小城乡和区域这两个最大的差距,就必须缩小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这样才能使发展更均衡、社会更和谐。他特别强调,重视教育、关心教师是各级党委政府的神圣职责。教育资源要向中西部特别是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不仅要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还要发展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不是楼房、不是课桌,而是教师。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都需要更多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特别是到农村、边远贫困地区从教,使他们成为孩子们知识的授予者、人生的引路者、文明的传承者、道德的示范者。他希望广大教师增强责任感,努力提高师德修养和教学水平,真正做到为人师表、授业解惑。

    在计算机教室,学生们正在学习多媒体技术应用。李克强饶有兴致地观看,鼓励他们努力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在音乐和舞蹈教室,李克强观看了少数民族学生自编自导的歌舞,称赞他们的歌声和舞姿不仅有民族特色,还有专业水平,充满青春气息。李克强走进学生宿舍,与刚入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围坐床沿,关切询问学习适应不适应、生活习惯不习惯、想不想家。离开学校时,校园道路两旁挤满了闻讯赶来的师生,一些学生向总理送上自己制作的维吾尔族小花帽,表达师生们的美好祝愿。李克强对学生们说,知识是脱贫的根本力量,知识和广大的青少年结合起来,就会迸发出巨大的超物质能量。西部是国家未来发展最大的回旋余地。希望同学们珍惜机会,掌握知识、用好知识,将来把家乡、把西部、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杨晶参加上述活动。
    在高校工作了几年,度过了几个“教师节”,没有节日前后的开会、表彰、座谈会等程序化工作,“送礼”也根本与我们无关。

    在日本,并没有法定的教师节,但日本人非常尊师重教,而且落在实处。教师是地位高、收入高的“双高族”,平时日本教师出门坐公交车,只要胸前佩戴着教师牌,其他乘客看到都会让座。日本地铁上有教师专座,大街上有教师商店,教师买火车票时不用排队,就算是在领取政府配给的物品时,也是教师优先。

    当然,笔者并不是希望国内像日本一样,教师应该得到实实在在的尊重。毕竟,教师要想赢得尊重,不能仅靠强制性的法律规定,而在于教师这个群体确实履行了教师的基本职责,是教师的职业精神更值得尊重,而非仅仅是教师这个职业称谓。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奔向世界一流的大学缺少了文明》一文中说,“在世界一流大学里,教师的优秀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水平上,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得走上讲台,甚至还得专门留有与学生交流的办公时间。反观我们的一流教师,大学或者院系为了让他们多出‘成果’,让他们很少甚至不讲课。”

    这不是危言耸听,也绝不仅限于正在奔向一流的大学。据腾讯与麦可思8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中,35%的本科生和31%的高职高专生与任课教师每年联系不到一次。师生关系渐行渐远早已是公认的事实,也许我们可以为之找到很多理由,现实的环境逼迫着教师们转向追求论文、科研经费、奖励等各项指标和数据,无暇顾及学生的发展和成长,但教师们是否据此借口为自己辩护,而忘记了教育的根本宗旨,放弃了肩上背负的根本职责?

    正如李培根所言,就算很多人认识到教育的宗旨是培养人,但我们对培养人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在工具性、公民意识教育上等还存在分歧。笔者以为,当下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教师职业精神的内涵应该达成一个共识,如果对自己所承担的职责界定不清楚,必然会导致工作方向上的偏差。

    一方面,教师职业精神是个概念指向极其宽泛的术语,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里,可能就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如果在教师群体中作一番调查,几乎所有被调查的对象都会以为自己知道何谓教师职业精神,而对它的内涵界定却莫衷一是。尽管目前高校被简单地分类成研究型、应用型、职业型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不尽相同,但“教书育人”应始终是每所学校、每位教师的根本职责。

    另一方面,教职员工对于自己应该承担的职责也未必清楚。“育人”的标准总是那么模糊不一,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态度、情感、价值观等都未写进教学大纲,仅靠教师在实施教育过程中的个人参悟;爱、敬业、奉献、实干、拼搏往往都是形容教师职业精神最华丽的字眼,但此类词语仅停留于宣传性、鼓动性、表扬性的口号,并没有具体的指向,又或是少了些科学性。

    又是一年教师节,很多学校、很多教师都只是重复着过去的故事,在很多教师的眼里,这仅仅就是个“节”而已。笔者以为,比教师节本身更有现实意义的是,不如真正探讨教师职业精神的意义为何,反思如何找回渐行渐远的教师职业精神,让这种精神真正深入到每所学校,每位教师心中。无疑,这要靠教师自身的努力,毕竟,任何行业的职业精神都主要来自人的内心对于自己工作本身的尊重。当然,也要靠学校清晰、高效、完善的管理体制规范教师的行为,还要靠社会的监督机制,政府相对提高教师的待遇,让教师对自己的角色有认同感,为工作和教育事业不找任何借口而努力着。

校魂、大师、模范的精神传承


——高职教育发展的原动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之于国家、社会和人民,其作用至关重要。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办学55年来,为浙江省建设行业和地方经济输送了各类人才3万余名,先后被列为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单位和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立项建设单位,成为浙江省建设行业人才培养的基地和摇篮。

 

    在全国职业教育不断探索创新、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下,透视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实践,不难发现,学校校魂、技能大师和道德模范的精神传承,正在成为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校魂理念领军,带出“敢亮剑志筑强”团队

 

    任何一所学校都有传统,传统是什么,是由组建和建设这所学校时的书记和校长们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们给这所学校注入了校魂。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于2002年,其前身为成立于1958年的浙江省建筑工业学校。党委书记徐公芳和院长丁夏君等就是这所高职院校的有着丰富管理经验和教育理念的创新型干部。

 

    自就任以来,党委书记徐公芳始终强调办学要秉承学院五十多年来的精神传统,形成师生员工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对学院发展建设的共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睿智敏捷的思考和敢为人先的气魄开创建设发展新局面。他强调,“要增强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意识,通过多种教育渠道,提升他们的情商,从社会需求出发,加快构建以培养上岗能力和迁移能力及个性发展能力为目标,以职业素养和知识结构、职业能力为要素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高素质的职业人和合格的社会公民,这是帮助大学毕业生实现个人梦,进而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贡献的现实路径。”

 

    教育离不开教师,可高职教师又该如何发展成长?

 

    “面对经济社会转型变革带来的知识恐慌和技能缺失,教师需要转型。”院长丁夏君认为,主动联系行业、进入企业,走工学结合、产教对接的教学做一体化之路,是高职教师的必然选择,“让高职教师迈入企业职场,了解企业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对各类技术岗位技能人才知识、素质、技能的要求,从中汲取有用素材,拓展育人视野,调整专业教学方法。准确把握高职教学方向,才能成为新时期合格的育人名师。”

 

    在这样务实的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学院上下团结一致,凝聚校魂,致力于学院的建设发展。短短十年,该院就完成了萧山高教园新校区的搬迁建设和绿色建筑节能示范性校园建设,培养了浙江省高职高专专业带头人23人等一大批教学名师,还建成了两个省级教学团队。截至目前,学院自主创业开设公司或担任企业兼职经理以上的教师60余人,拥有注册执业资格证书的教师近60人,具有高工以上职称的教师近四分之一。校魂理念领军,带出了一支“敢亮剑,志筑强”的建筑技能型团队。

 

大师技艺传承,培育“现代鲁班型”人才

 

    两千多年来,鲁班一直被土木工匠奉为“始祖”,成为中国古代土木建筑工艺的集大成者。正是缘于这种独特的尊崇,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内,从整体设计、建筑风格,到道路命名,处处可见“鲁班的身影”。党委副书记刘建军对此感慨颇多,“学院五十多年的办学史,是一部鲁班文化传承的发展史。”

 

    在大师精神的影响下,学院对教师的引进培养,十分注重专业技能和其在行业内的影响力。高比例的具有注册执业资格证书和各类工程师系列以上职称的教师队伍为培育“现代鲁班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具体的人才培育过程中,学院还将鲁班等各类建筑大师的技艺品行写入校本教材、进课堂,办鲁班人才学院,熏陶学生。精心浇灌下,学院经管系学生邵赛男刚刚入学两年,就有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我从未想过自己还能拿到特等奖学金!”这个曾经被老师贴上“爱玩”“叛逆”标签的女孩,通过鲁班等大师技艺传承的系列活动,逐渐树立了成为“现代鲁班型”人才的信念,一改过去作风,以全新面貌获得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

 

    与邵赛男有一样经历的同学不在少数,2009级建筑工程系的学生来佳黎就是其中之一。即使已经毕业,她仍然对学校组织的“专业义工”志愿者活动念念不忘,“学院老师带我们到建筑工地实习,既长了见识,也服务了社会。”在杭州、绍兴、湖州等建筑工地上,工人们亲切地把这支服务队伍称作“专业义工”。学院纪委书记薛德祥介绍,“‘专业义工’志愿活动是传承鲁班技艺的一个载体,不仅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了爱岗敬业的精神,还锻炼了学生的专业技能。”

 

    2006年,学院还设立了“鲁班创业园”,搭建了师生服务社会的重要平台。在这个平台的支持下,以2010届建工系毕业生陈华鸿为主的研究创新小组,开发了外悬式外墙脚手架,获得了国家专利。

 

    此外,学院研究浙江省地域特色建筑及保护文化,以学院名师技艺传承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把职业院校建设成为传承创新建筑文化、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人才基地和产业支撑平台。

 

模范道德引领,构筑“美丽建院人”品质

 

    为了树立模范,发挥榜样的作用,该院近年来组织广大教职工向雷锋、各级各类及身边的道德模范学习,构筑“美丽建院人”品质。

 

    每年3月初开始,该院在全院范围内广泛开展“学雷锋,美丽建院在行动”的主题活动。通过建立学雷锋常态化机制、定期召开学雷锋常态化机制建设座谈会等形式,把雷锋精神贯彻到学校教师对学生的教书育人品质上。今年的学雷锋活动中,学院就组织全院和合作企业联合开展了“进社区解难题、中小幼传帮教”等系列活动,为杭州萧山宁围镇近1000名中小学生义务讲解学院节能级排水示范新技术、开设书法指导课和各类建筑专业讲座、为杭州滨江区长河街道天官社区为其河道整治立面改造解难题等。

 

    构筑“美丽建院”的活动中,建院人还推出了一批身边的榜样。2012年10月15日,学院号召全体教职工向学院国家骨干建设专业楼宇智能专业的带头人马福军老师学习。一位老师感慨地说,“马老师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一心扑在工作上。每天都忙着给学生上课、撰写国家骨干院校重点专业建设方案、指导学生参加省和全国技能比赛,即使妻子病危、去世也一如既往。这样的事迹深深地影响和激励着建院的每一位教职工。”

 

    如今,在先进的精神熏陶下,志愿服务已经成为学院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很多师生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主动践行志愿精神。学院实训部黄奕芸等师生趁着清明假期,义务到工地上给建筑工人讲授建筑节能知识。不少工地监理员都为建院人的优秀品质所感动,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大学老师专门来工地上给我们讲环保节能,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建院人好样的!”

    出差在外,走进宾馆就能获得宾至如归的服务;打开电脑,轻点鼠标,只要短短几分钟就能从旅行服务网站上轻松订购机票;甚至,足不出户就能体验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网购服务……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服务业的增长正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引擎,也为人们带来了更加便捷幸福的生活。而这些每天都发生在你我身边的平常事儿,正是我国千万职教学子助推现代服务业大发展的生动缩影。

 

    “职业教育的今天就是服务产业的明天。”日前在京召开的职业教育助力现代服务业发展座谈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高度肯定职业教育对现代服务业的强大助推力,“服务业的总体质量决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职业教育发展影响着每个人的幸福指数。”

 

“职业教育成第三产业的人才培训基地”

 

    “职业教育为服务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座谈会上,这样的观点成为与会代表共识。

 

    国家旅游局人事司副司长余昌国对此深有感触,“30多年来,旅游职业教育为我国实现从旅游资源大国向旅游产业强国的跨越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持,其自身也实现了规模化的历史飞跃。旅游服务类专业毕业生从2010年的37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17万人。大批职校生进入旅游行业,活跃在酒店、景区、旅游教育培训机构等各个领域,构成了我国旅游从业队伍的核心。”

 

    职教的蓬勃发展,不仅服务了产业发展,还服务了就业增长。有研究表明,职业院校招生数占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比重将提高0.46个百分点。据介绍,2011年,我国中职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96.69%,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平均就业率为89.6%,其中53%均由服务业吸纳就业。

 

现代服务业呼唤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尽管成绩显著,但代表们纷纷呼吁,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要求相比,职业教育在人才规划、专业设置、课程教法上仍需改革创新。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院长邹文开指出,与我国养老服务业的旺盛需求相比,养老服务人才供给、医疗康复和精神慰藉等专业性服务仍需加强,“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5年将突破3亿人。我国养老护理员的潜在需求约1000万人。而目前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不到60所,年招生数仅约2500人,亟须扩大规模。”

 

    “目前艺术职业教育的分层教育和分类教育都不够合理。比如专业设置上,表演技能型的专业较多,但市场需求较大的文化创意、文化经纪、宣传推广、市场营销等设置不够,甚至没有。”安徽演艺集团总经理张居淮提出,职业教育的发展还需兼顾结构问题。

 

    “在深刻认识现代职业教育内涵的基础上,科学定位职业院校的办学方向。”针对以上建议,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强调,“在办学类型上,要坚持职业教育特点,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道路,强化就业导向。在办学层次上,要根据现代服务业发展科学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和水平。”

 

转型升级,迎接职业教育的春天

 

    面对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挑战,职业教育应该如何变革?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校长邬宪伟提出,为培养更多满足行业需求的职教人才,要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和产业的深度融合,“可以深化旅游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旅游职业教育实训基地、规范旅游职业教育顶岗实习、完善推广旅游教育与产业对话协作机制等。”

 

    “集团化办学是一条有效出路。”北京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党委书记李怡民认为,“集团搭建起人才培训师资、成员共享实训等五大合作平台,丰富的资源大大提升了学校的教学质量。现在,我们成为了北京交通综合运输体系中的生力军。”

 

    此外,鲁昕强调,职业教育还要改革创新课程教材,着力提高教师素质,加强员工“一岗多能”的综合素质培养等,“各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人才的需要。”(本报记者 邓 晖)

         当前,我国人才市场呈现出大学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同时并存、高入学率和“技工荒”同时并存、“季节性缺工”演变成“常年性缺工”的三大现象。其实,近几年的每一个春夏之交,大学生就业问题都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2012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30%,按照国家规划,2015年达到36%,2020年将提高到40%。可以预见,今后若干年我国人才市场三大矛盾会持续存在。

 

    人才和需求结构失衡及原因。人才供给结构由教育体系决定,就业需求结构由经济和社会发展决定,两者如果不匹配,就会带来人才和需求结构失衡。一方面,目前高校人才培养方式缺乏市场和社会需求导向,沿袭重专业知识传授轻实践实战能力培养、重已知知识掌握轻未知知识探索的传统惯性,导致毕业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并存的人才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努力开展的对企业培训或资助培训,在提高部分企业员工通用知识或技能的同时,由于培训机构缺乏生产过程、时新设备和师傅帮带等“实战”条件,又无法“兼顾”不同类型企业、不同专业岗位的培训需求,使得企业“技工荒”矛盾还是难以缓解。

 

    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首先是一种市场需求,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可以指导或帮助,但无法包办这件市场化、专业化和持续变化的“技术活儿”。企业深度参与技能型人才培养,具有政府、院校“不可替代”的先天优势:一是熟悉“市场信号”。二是掌握生产过程。三是拥有技术团队。四是拥有“时鲜”设备,这对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专业方向、课程设计的定位,以及保证师生熟悉生产过程、掌握岗位技能等,具有导向意义。企业参与技能型人才培训,政府和高校才有条件把握好市场变化带来的社会需求、工作流程、操作环节以及设备设施等变化情况,摆脱目前辛辛苦苦培养出的学生市场“不买账”“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局面。

 

    然而,目前企业普遍认为人才培养和企业职责“不搭界”。笔者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时,一些大企业反映外部市场压力大,内部管理存在“两个80%”现象:80%左右的一线员工是初高中学历,80%左右的员工一年不到就开始“跳槽”,企业担心花钱培训后,落得“人财两空”结果。而企业“袖手一旁”的不参与行为,不仅导致高校的培训脱离市场需求,也导致一些高职院校的“技能培训”存在一定程度的学非所用问题,而且使高校对职业培训“有心无力”,只好在“有心有力(利)”的专业上盲目扩招,与工科专业需要实验室、实训设备等高成本投入相比,新闻、法学、金融、财会、国际贸易等专业投入低,“一本书、一支粉笔、几位老师”就可上马,这更加剧了人才市场的“结构性过剩”。

 

    鉴于企业参与积极性的提升、社会资源的统筹、中小企业培训服务的跟进以及职教专业机构作用的发挥等,需要政府、企业、行业协会、职教院校“四位一体”合作互动,因此建议:

 

    建立领导和研究机构

 

    建立由地方领导牵头,地方发改委、财政厅、人社厅、经信委、建设厅、总工会、职业院校等部门以及若干行业协会、职教专家组成的技能型人才培养领导小组,组织力量研究出台相关推进政策。近期需要抓紧研究的是:技能型人才培养中的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和职业院校的具体职责分工;地方“企业培训中心”的试点单位和运作机制;不同行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计划;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和认定办法;推动各类职业技能证书考核与实际需求接轨的改革办法等。同时在校企深度合作、已有较强研究基础的职业技术学院内,建立职业教育研究中心,聘请政府部门、龙头企业、行业协会、职业院校的专家参加,适时完成对地方技能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问题调研、需求分析和政策建议等。

 

    制定相关法规政策

 

    建议结合各地实际,制定《鼓励企业参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若干规定》和《校企合作促进法》,在法律层面进一步规定政府、企业、行业协会、职业院校四方在协同完成技能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对企业在参与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性质做出明确规定;明确要持续不断地拥有适合需求的技能型人才来源,企业必须在专业设置、招生方式、师傅带徒弟直至学生就业全程参与到职教活动当中去,在参与培训的过程中履行相应义务和享受相应权利等等。

 

    建立培训补偿机制

 

    参照德国所有企业都按员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上交培训基金、基金由政府统一支配、只有培训企业和跨企业培训中心才有资格获得基金资助的理念,通过明确参与技能型人才培训企业的职工教育培训经费返还(或减免教育附加费)、明确不同培训规模企业经费返还数额比例、明确企业参与培训期间费用分摊方式及学员津贴、明确培训非本企业员工的资助方式等,解决企业参与合作的原始动力及校企合作中的相关责权利问题。此外,建议地方设立技能型人才培养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高技能人才师资培训、重点专业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

 

    试点“企业培训中心”

 

    先期挑选符合地方产业发展导向、经济实力较强、社会责任感高(最好具有行业协会会长单位背景)的大型企业,与在各地校企合作中有深度有经验的中高职院校(或本科院校中的职教类学院)建立紧密型联盟合作关系,建立起若干“企业技能型人才培训中心”。中心学制分为“员工上岗培训”和“职业学历教育”两大类。“员工上岗培训”内容侧重在“中心”实训,时间可长可短,相对灵活。培训费用由企业和财政共同承担;“职业学历教育”培养可以用三分之一时间在职业院校接受专业理论、职业素养和相关实训课程,三分之二时间在企业接受“师傅带徒弟”式实战训练,培养费用按照各方培训贡献和成本比例由财政从职工教育培训经费、教育附加费(或相关税收返还费)中分别支付。同时,高校和企业(龙头企业牵头的行业协会)分别给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和行业认可的技能证书。企业培训中心可以有三种存在形式:一种是“中心”设在主导行业中的主流大企业内,场地、设备、管理等由政府和企业共同谋划解决。一种是“中心”设在政府主办、企业深度合作的各地市公共实训基地内。一种是“中心”设在有校企深度合作背景、企业愿意在课程建设和师傅指导等软硬件投入上共同参与的中高职院校里。在此基础上,适时组织大型龙头企业和中高职院校,到国内外有深度校企合作的高职院校及各地“企业培训中心”试点单位考察,强化考察者对参与培训是企业始终保持技术优势和经济活力源泉的理念,探讨企业和中高职院校深度合作共同培养企业所需人才的思路和途径,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各地建立起一批跨企业培训中心。

 

    提升院校合作能力

 

    国内外经验证明,职业院校自身的专业设置、课程改革、研发能力、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师资水平等,是能否持续调动企业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条件。但对于一般的中高职院校而言,这些恰恰是其在校企合作中的劣势。因此,各中高职院校首先要从自身建设出发,强化提高为企业服务主动性和能力的意识。政府主管部门要敦促职业院校持续深入开展企业和社会需求调查,动态分析行业和企业现状及发展趋势,梳理比照本校毕业生就业的“对口率”及薪资水平。同时通过政府人、财、物的有力扶持,加大职业院校市场导向、专业调整、课程改革、师资转型、社会服务、实验实训设备建设等工作的力度,促进专业建设贴近地方产业导向,提高学校为企业服务的能力,实现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共同提升,从而增强高校对企业共同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吸引力。(作者: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陈宝泉

    今年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发出了切实关心教师、弘扬师德、家长不送礼、教师不收礼的倡议,希望今年的教师节能够在端正党风、政风,推动社会风气好转的大气候下回归风清气正之本色。

    我国教师节的设立是在改革开放后,有感于“文革”中教育成为重灾区,教师被迫害、被歧视,教师待遇欠账甚多,在五届全国政协,多位委员两次联名送交提案,指出“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并通过,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

    从教师节本意出发,上述倡议是很有道理的。教师节提醒全社会特别是各地各级政府,切实关心教师,弘扬师德主旋律,采取多种措施解决教师的实际问题。笔者认为,这种关心和帮助,不需要锦上添花,而要强调雪中送炭;要捐助困难教师支援边远贫困地区学校,更要从制度上、政策上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教育公平。为政者要审视,本省、本市、本县是否还有常年坚守村小讲台、得不到进修机会、生活窘迫的农村教师。

    教师节本应是集中的文化活动,礼物是表达心意的象征。教师节最好的礼物是学生自制的贺卡,写给画给老师的一首诗、一幅画。这些诗、画可能是稚嫩、朴拙的,但它代表的是学生的心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文化发达国家,这仍然是教师节百年不变的形式。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送礼过重、超越礼节是不礼貌的行为。借教师节之机送钱、送购物卡、送重礼,有变相行贿之嫌。看往日网上的帖子,一些独生子女的妈妈,看到幼儿园老师多抱了别人孩子两次,老师批评自家孩子,就怀疑老师有偏见,就想到要送礼摆平。这种出于娇纵子女的目的而给教师送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毁教师、毁教育。

    教师当然不能收受礼品礼金。教育事业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只有以情操高尚、作风正派、爱自己所有的学生为自律的人,才有资格站在讲台上,从教者必须有在多元化社会中不断提升自身素质、职业精神的自觉。搞有偿家教,以职责之便谋取私利,不仅违背师德,也是违纪行为,迟早要失去教师资格。作为教师,教师节之际更要“三省吾身”,审视一下自己从教的理想,对学生、对事业是否做到了尽心尽力,面对教育改革发展的紧迫形势,自己对教育的理解,自己的知识、能力是否还能适应。

    教师节的内容是弘扬、践行教育文化,教师节是学生、家长、社会尊师重教,教师自尊自重自律的节日。其氛围应该是尊师爱生,其乐融融,切不可掺进私欲,破坏了教师在人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专访山东省教育厅总督学徐曙光
 
    日前,山东省教育厅与联想集团在济南举办全方位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在创新型IT人才培养、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创新、企业管理实践进校园、教育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展开合作,推动教育与产业深入结合,促进山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助力产业转型。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伟、联想集团副总裁李祥林等出席并见证了签约仪式。

    为进一步了解此次不同寻常的合作,探究校企深度融合对于山东省职业教育具有怎样的深远意义,本刊专访了山东省教育厅总督学徐曙光。

    问:此次合作定位为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

    徐曙光:首先是创新型IT人才培养:双方从企业岗位胜任力模型出发,把IT行业人才标准引入职业院校,打造以服务中心、移动互联等前瞻性IT领域的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双方将开展企业业务运营中心和业务平台平移入校园工程,构建创新的“教学+实训+生产实践”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并在山东省遴选首批10所高职院校和10所中职院校开展试点,根据企业用人标准培养、考核学生,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通过与山东省在本科、中高职院校各层次计算机专业的合作,5年内累计为联想服务体系输送10000名IT服务工程师。此外,双方将引入优秀企业职业素养标准,共建软技能课程体系,培育学生高标准的职业素养,提升学生软实力,打造符合社会需求的职业人。

    其次是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创新:双方依托联想遍布山东的服务体系资源,改变了常规3-6个月完全脱岗的教师培训模式,让IT教师边教学边实践,搭建一个高质量、可持续的IT教师实践平台,有效促进IT人才培养。此外,双方将共同探索职业教育教师职称评定的新模式,逐步引入企业工程师任职评定的标准,助力职业教育教师技能提升与职业发展。联想计划5年内在山东省培训1000名IT专业教师。

    再其次是优秀企业管理实践进校园:双方将联想深厚的“说到做到、尽心尽力”主人翁文化和丰富的管理实践,借鉴到职业院校管理能力建设中,帮助职业院校提升管理能力,提高组织效率。

    最后是教育信息化建设:联想将全力为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资源网络平台、学校管理平台、多媒体教学提供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促进山东省教育信息化建设。

    问:您认为此次合作与其他形式的校企合作,有何不同?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徐曙光:山东省教育厅此次与联想集团的战略合作可谓“一拍即合”。过去的校企合作,简单讲就是企业为学校提供实习机会。但这次我们与联想的合作,是深度、全面的战略合作。

    我们把学校的育人标准和企业的用人标准实现对接,整个企业的生产过程和学校的实训过程对接,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本科教育、甚至是研究生教育,都针对企业不同的工种和岗位,入校就等于入企,出校就等于上岗,使我们的人才培养能够适应经济发展,也为学校将来的发展和成长、教师的执教水平的提升拓展空间。

    与一般意义上的校企合作不同,我们寻找校企合作方式的新突破。我们把活的企业带入校园,将联想的“3C服务中心”平移入校园,让学生们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实习,与简单的定向培训班大为不同。此外,此次合作的另一大创新点就是老师的培训不脱离岗位,我们把一个月的整体训练,设置成6个月时长的课程。6个月就意味着他一个星期只需抽出两到三天,在就近的联想实践中心的真实工作环境中受训,既节省了时间和经费,又能达到更好的培训效果。

    问:您对此次合作,有怎样的期望?希望给山东省的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什么?

    徐曙光:从去年开始,山东省委省政府就确定从围绕国家“十二五”建设、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实施,契合国家经济社会战略性结构的调整,以及落实国家的“新四化”建设出发,定位山东教育,明确指出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山东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在构建这个体系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形成一个贯通培养的职业教育育人模式。在这个贯通当中,首先讲的是职业教育的人,从技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工程型人才,研发型人才,一直到学术型人才,这当中,每一个环节都要贯通培养;同时,培养的学生还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从哪里来突破?我觉得就是和企业合作,使教育能够和生产实际、和社会对接。过去得不到突破就是因为企业和我们教育之间的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怎么实现企业和学校之间的深度结合?我们试图通过与联想集团的这种合作方式,寻找一种突破,就是想在这一个链条上进一步地深化,激活学生、学校和教师学习的积极性,激活学生在IT产业里的创新和研发动力。我们觉得这种合作的影响会很大。(周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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