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秦惠民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王敬波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

　　这对于当前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何意义？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工作存在哪些难点？日前，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秦惠民，以及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敬波，对依法治教中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六个追问，从宏观到微观来透析这一话题。

　　法治是现代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法治对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意义何在？

　　记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对于当前的教育改革发展，特别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何意义？

　　秦惠民：法治是现代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法治是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国家教育行政机关必须依法治教，实现教育工作的法治化，主要是指国家教育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进行，依法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实现宪法和法律所设定的教育发展和改革目标；要坚持依法行政，行政决策和管理措施都要于法有据，摒弃和改变以往那种“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笔头，笔头不如口头”的非法治思维和非法治方式，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王敬波：教育是重要的民生事务，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正进入深水区。比如，人口流动带来教育格局变化、留守儿童教育权利亟待保障、高考制度改革等牵涉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要平衡这些利益，就必须更好地发挥法治在教育改革中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因此，法治对于教育改革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深化教育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决定》要求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教育改革关系千家万户，必须要把握好改革和法治之间的关系，重大改革需要于法有据。

　　其次，促进基本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政府需要依法全面履行教育职责。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必然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要改变依赖行政命令的管理手段，拓展行政指导、第三方评估等多种方式的综合运用。当然，不同的管理方式都要求法律依据，须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再其次，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需要法治引航。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进一步明确政府、学校、家长、学生等不同主体在教育法律关系中的权力或权利、职责或义务，则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法律基础。这些都需要通过法治来保驾护航。

　　完善教育法制体系还需做什么？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法制体系不断完善。但是，在教育领域改革不断深化、民众法治意识日益提高的当下，教育法律法规过于笼统、略显滞后，基层实践无法可依等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教育法律法规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在完善教育法制体系方面，您认为目前较为紧迫的或者说是需要大力推进的工作有哪些？

　　秦惠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法律制度从无到有，已初步形成教育法律体系。但从整体上看，教育法制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整体法治推进和教育改革发展的步伐和需要，不仅从完备教育法律体系的角度看还需要增加教育法律的数量，制定一些新法，而且，从提高教育法律质量的角度，也需要对已有的一些教育法律进行必要的修订，以提高教育法律的科学性、适应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从而提高教育法律的可诉性。

　　立法方面较为紧迫的情况，是新的教育立法和已有教育法律的修订都进展缓慢，难以满足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完成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六修五立”任务，还需要做出艰苦努力，还有很多复杂的工作要做。此外，教育立法工作中应特别注意和重视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到的“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问题，不能因部门利益影响和制约法制建设，需要大力推进教育立法工作和已有法律的有效实施。

　　王敬波：对于这个问题，《决定》已经明确提出，依法加强和规范公共服务，完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扶贫、慈善、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需要大力推进的工作，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领域仍然存在法律空白，需要完善。现行的教育领域法律法规体系是按照教育层次设置的，缺少按照组织机构进行的立法，例如《学校法》。学校是国家教育权的具体履行者，其权力或者权利、职责或者义务分散于不同的法律制度中，相互不协调。还有，国家考试关系教育公平，也是社会矛盾多发领域，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考试法》，以充分保障考试公平。

　　其次，需要提升教育规章层级，《决定》要求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做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目前，高校招生、管理等行为所调整的是教育资源配置、受教育权等重要权益，但是，其基本依据都是教育行政机关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层级过低。

　　此外，从传统上看，教育系统比较重视事前管理，如行政许可，但是对事中监管和事后惩处等重视不足，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执法手段应用较少。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要带头严格执法，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教育行政机关需要转变观念，强化行政执法，加强教育执法制度和队伍建设，维护教育秩序，树立教育法律权威。

　　如何厘清政府与学校的权限？

　　记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作为教育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在推进依法治教进程中，您认为应该如何划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与学校的权限，教育治理“简政放权”的重点领域在哪里？

　　秦惠民：推行法治，就是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对于权力行使，法无授权即禁止。在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中，学校是权利的主体和行政相对方。因此，为了有效和最大限度地保障学校的自主办学权利和约束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必须依法履行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不得法外设定权力。在推进依法治教和“简政放权”进程中，义务教育学校和高等学校因教育性质、法律地位和政府责任的差异应依法区别对待。高等教育治理“简政放权”的重点领域应是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高等学校自主办学权。过去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对高校在教育法上的办学权利，例如学科、教学、人才培养的过程和方式等管得太多。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权利少管或不管，应成为高等教育治理“简政放权”的重点。

　　王敬波：教育改革的重点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而改革教育管理方式则是前提。传统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现代教育发展需要，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由行政管理转变为共同治理，综合运用行政监管、行政指导、行政协议、第三方评估等多种方式。各个学校的发展目标应该由学校在经过科学、民主论证后确定，减少行政干预，发挥学校特色，避免千校一面。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赋予学校在教育、教学、科研等事务上更多的自主权利。此外，学校还应当在财政经费使用上享有更多自主权，以提高经费使用效益，政府则通过绩效考核决定财政经费投入。

　　推进教育领域公开公平公正难点何在？

　　记者：公开透明是法治的固有内涵之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提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在招生、经费使用等教育信息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背景下，在教育领域全面贯彻公开透明原则的意义和难点何在？

　　秦惠民：公开、公平、公正是相互联系的，很多情况下，公开是公平和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在教育领域贯彻公开原则，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对于保障和维护与之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以及公民的知情权，推进和维护教育领域的公平和公正，十分重要。很多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的报表数据、统计资料和大学的基本信息，在网上都是可以查到的。但是，我国目前在这方面还有欠缺，这既不利于社会公众实现知情权和履行监督权，也给研究者带来了资料和数据获取的困难。就目前而言，这些信息不能公开的原因和难点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应该都是可以解决的。

　　王敬波：教育属于社会公益事业，也是《决定》提出需要重点推进信息公开的领域，尤其是高校信息公开，更是重中之重。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大学自治、民主管理、社会参与。高校信息公开是厘清政府和高校的关系、实现大学民主治理、鼓励社会参与高等教育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大学走向国际化的表征之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高校信息公开办法》虽然为高校信息公开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高校信息公开的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应当进一步明晰高校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界定高校信息的属性、高校信息公开的原则、高校信息公开的范围，这些不仅有助于全面推进高校信息公开，而且可以从学术自由、大学内部治理、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等维度阐释高校信息公开与现代大学制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让阳光照进象牙塔，实现依法治校，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一把钥匙。迈向国际化的中国大学必然是走在阳光下的。

　　如何通过章程建设推进依法办学？

　　记者：2012年，教育部出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其中提到要加强章程建设，健全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的制度体系。您对章程在学校依法办学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充分地发挥这些作用有何看法？

　　秦惠民：高等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其设立与运行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大学依据法律的规定制定章程，健全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的制度体系，通过制定和实施章程实现依法治校，符合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但章程在学校依法办学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充分地发挥这些作用，关键是要看章程的制定过程和章程实际内容的有用程度。

　　首先，制定章程是一个在高等学校践行民主与法治的过程，在章程制定过程中，应充分发扬民主，使章程的制定成为高等学校中的一次重要的民主实践。

　　写在章程上的权利，不应仅仅是起草小组和个别专家参与的产物，它们应该是大学的各利益相关主体权利主张和利益博弈的结果。民主与法治要求各相关主体利益的充分表达、平等博弈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平衡。

　　其次，通过章程来规范和约束权力是大学章程所要实现的重要价值之一。因此，衡量大学章程是否体现法治原则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章程是否能够规范和约束权力，是否能够实现对权力的优化配置和有效约束。倘若权力的行使者对章程的内容不以为然，章程对权力的行使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那么，章程制定的实际意义势必大打折扣，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无用之物”。

　　再其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应是高等学校章程建设核心性的重要任务。大学的学院在大学的治理中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和发挥何种作用？大学和学院的权力责任应如何划分？学院与大学校部机关的职能机构是何种关系？这些应成为大学章程的核心内容。

　　最后，章程也是政府对高等学校整体办学实施管理和进行评价的重要依据，同时还应适应法治社会司法审查的需要，成为司法在裁判学校纠纷时重要的参照性依据。

　　王敬波：《决定》提出，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学校章程在校内规则体系中处于龙头地位，也是学校内部治理的“宪法”，是学校自主办学、民主治理的根本法。作为学校内部管理的主要规则，学校规章制度体系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校内规则和国家法律之间存在冲突或者违背法律基本原则，需要进行调整，例如，有的学校每年在评聘职称前修改文件，违背“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则；二是校内规则政出多门，校规之间相互冲突，没有及时清理，相互之间交叉、打架，师生无所适从，造成校内管理混乱。学校应建立“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发布”机制，定期清理校规，及时进行废、改、立。在学校网站建立校规发布平台或者栏目，未经公开的校规，不得作为学校做决定的依据。

　　法治教育如何纳入课程体系？

　　记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要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一些地方和学校也已经开始探索把法治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秦惠民：法治精神、法治观念是法治被拥护和信仰的道德基石，强烈而深厚的法治意识是良好法律制度得以实施的内在动力、精神要素和文化基础。法治尊严和良好的法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守法意识、护法精神、法治文化素养以及对于法律程序价值的理解和尊重。违法羞耻感是社会道德评价的反映，它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互动，体现了良好守法风气对道德评价的积极影响和作用。青年学生内心缺少对于法制规则的应有敬畏，仅靠道德诚信教育所形成的软性约束是不够的。法治教育，不仅可以让青年学生知法懂法，树立法治理念和法律意识，还可以使他们能够长期浸润在崇尚法治的文化氛围里，培养并形成自觉、理性的遵纪守法和护法精神，以及对于法治的坚定信念。在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的过程中，把法治教育纳入高校、中小学教学计划，使法治教育课程成为德育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我认为很有必要。

　　王敬波：青少年法治教育一直是历年普法活动的重点。经过多年的普法活动，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政策体系初步形成，开辟了学科教学、专题教育、课外活动、个别辅导、家校结合等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途径。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青少年法治教育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对法治教育的认识不足，法治教育的目标不明确，现行的法治教育更多停留在法律知识的传播上，忽视对青少年法治意识和信仰的养成教育；定位不清晰，法治教育与思想品德教育、安全教育、反腐败教育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法治教育队伍缺乏规范化管理，专业师资缺乏；缺乏分年龄分年级的法制教育教材，教学方式僵化死板；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评估过程简单化、评估标准笼统，评估的导向、激励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等。

　　因此，把法治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对于提升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第一，以青少年法治教育为核心，整合思想品德教育、安全教育、反腐败教育、禁毒教育等教学内容，建立公民教育课程体系。第二，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加强和提高中小学法治教育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要“以过程为导向”，基本目标不在于要求学生形成知识，而是帮助学生通过对法律规则的理解和领悟来改造自己的价值观，成为具有法治理念的有责任的公民。新时期青少年的法治教育，不仅要注重权利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均衡，也要注重刑事法律、行政法律、民商法律的均衡，使青少年的法治教育系统而全面。第三，注重发挥不同教育主体的功能，形成法治教育的社会系统。青少年法治教育体系，同依法治国方略一样，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应全面整合社会资源，除公检法司等机关外，还应充分调动包括法学院校教师、法学专业学生、社区工作者、律师协会等社会资源和各方力量，投入到青少年法治教育中。

部分现行教育法律法规

　　母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单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行政法规：

　　《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

　　《扫除文盲工作条例》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

　　《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

　　《幼儿园管理条例》

　　《教师资格条例》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残疾人教育条例》

　　《教学成果奖励条例》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教育督导条例》

 由花旗集团基金会出资支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百年职校共同主办的首届“百年职教工作坊”在北京举行。

“百年职教工作坊”分别就人生技能教学、职业技能教学、实习教学和网络教学进行示范课演示及讨论交流，13名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现场授课，分享并讨论国内外职业教育的创新实践。

百年职校理事长姚莉表示，百年职校在各界资助者的支持下已经为累计超过4000名贫困年轻人提供了优质的教育与就业机会，为贫困年轻人在社会中立足、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种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得到各界的认可。 

　　中国教育新闻网讯 （记者 周仕敏）11月22日，由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程管理类专业分委员会主办的2014年全国高职院校“斯维尔杯”工程造价基本技能大赛在南宁举行。

　　该比赛包括工程造价创新思思维、手工计算工程量、软件计算工程量三项内容。来自全国20多个地区的63支代表队展示了运用工程造价理论知识和方法解决工程量计算实际问题的能力，展现了组织管理、团队协作、现场问题的分析与处理、工作效率、质量与成本控制、安全及文明生产等职业素养。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一批知识扎实、技能精湛、学有所长的技术能手脱颖而出，展现出中高职院校学生昂扬的精神风貌和精湛的技艺水平。

　　据介绍，该次大赛采用自动化系统，从题库的建设到自动出题组卷、自动分发、自动判断对错、自动排名都实现了自动化，实时现场展示学生比赛情况，充分体现了技能竞赛的公平、公正、公开，提高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学籍互转、学分互认”，普职融通为孩子们的发展提供了多一种机会。资料图片

　　在很多人看来，普通高中是升学教育，职业学校是就业教育。二者长久以来泾渭分明。普职的割裂，已经严重影响到高中阶段教育的健康发展。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地方教育局主动出击，打破了普职之间的藩篱，建起了双向流通的立交桥。他们是如何推进这场改革的？请看两地教育局局长的对话。

　　嘉宾：江苏省南京市教育局局长 吴晓茅 河北省石家庄市教育局局长 闫纯锴

　　本报记者：缪志聪 周洪松

　　教育要创造人人圆梦的机会

　　记者：在人们的印象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就像两条平行线，没有交集。是什么触动了您开始推动普职融通改革的？

　　闫纯锴：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具体到每个人，他应该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选择适合自身成长成才的模式。我们需要给学生创造条件，为他们提供适合其发展的教育，努力构建多样化的通道。

　　现在社会上存在着一个让我们教育工作者感到尴尬的情况：一方面，很多高校的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毕业即待业”；另一方面，企事业单位用人存在很大缺口，真正拥有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供不应求。

　　我有一次到赵县调研，一位家长跟我诉苦：当年孩子学习成绩一般，可以上普通高中也可以接受职业教育。因为种种原因，他选择让孩子上了普高，后来考上了一所本科院校。结果问题来了，先是孩子三年高中学得辛苦，毕业后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找不着工作，看着当年上职校的同伴纷纷被企业选用，家长和孩子都很失落。

　　吴晓茅：我对这个问题有同样的感受。作为局长，学校在向我汇报办学情况时，总会提到本科达线率。但面对这个数据我高兴不起来，因为它意味着还有一定比例的学生在陪读。对这部分孩子而言，他们难以跟上平均的教学节奏，上课不是在体验人生的成长乐趣，而是在不断体验挫折。

　　教育要创造这样一个机会，让人人有梦想，人人能有圆自己梦的途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实现自己的“中国梦”，而不是人为地设置屏障阻碍学生的发展。

　　借着国家进行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时机，江苏着力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建设。我们主动请缨，向省里提出试点推进普职融通，为我们的孩子架设一座成长立交桥。2011年8月，南京出台《南京市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建设实施意见》和《关于启动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建设工程的通知》，正式启动普职融通试点改革。

　　闫纯锴：从2010年起，石家庄也开始了“普职融通共促发展”的尝试。我们通过政策和机制，整合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学校的资源，实现普职学校的携手合作、资源共享和人才共育。经过几年探索，我们于近期正式出台了《石家庄市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融合贯通试点工作方案》，计划在已有基础上利用3年时间，在全市首批13所7组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深入开展试点工作。

　　改革就是要突破原有的规矩

　　记者：普职融通是一个概念，要想在区域落地，还需要具体的设计。您是如何推动这场改革的？

　　闫纯锴：在实施普职融通的过程中，我们重点从普职融通的课程建设、学生互转互通、学校资源共享和探索高中阶段普职融通办学模式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我们鼓励普通高中学生转入职业学校。普高学生可在一年半内，申请到中等职业学校就读。中职学生也可以在一年级第二学期后申请到普通高中对应的年级。

　　我们鼓励有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实行学分制，并通过共享课程资源、教师资源和教育设施等形式开展普职融通。试点普通高中要开设职业学校技能类课程，试点中职学校要加强课程研究，试点校之间允许学生互相选修课程。

　　吴晓茅：我们的设计中有一个特点，实现了学生双证书毕业。南京市高淳湖滨高级中学与高淳中等专业学校是试点校。湖滨高级中学46名学生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选择进入高淳中等专业学校学习。这两所学校紧挨在一起，领导班子也可以充分沟通。

　　按照常规，学生如果到普职融通班学习，就要放弃普通高中生的身份，拿职业学校的毕业证书。我们提出，这部分孩子转入职业学校之后，如果完成了普通高中教育要求的学时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就应该同时获得普高的毕业证书。当时有人有顾虑，认为给一个学生发两个证书，没有先例，也没有这个规矩。但我们坚持了自己的做法。

　　什么叫改革？就是把现有的束缚我们发展的体制加以变革。如果老规矩一点都不动，那不叫改革。多给孩子一张毕业证书，就能让孩子多一片天空。

　　破解难题带来蝴蝶效应

　　记者：现在看来，普职融通解决了哪些问题？效果如何？

　　闫纯锴：我认为，第一是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分层教学”，实现了高中培养目标多样化；二是探索实践普职融通办学模式，立足普高教育，通过课程解构与重构，实现了普高教育与中职教育的大融合；三是深入挖掘学生个性潜能，发展学生特长，为学生提供可选择的升学预备教育和就业预备教育，满足不同潜质的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各尽其能、各有前程。

　　两种学校的资源实现了共享，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架起了一座相互连通的立交桥。这项改革使孩子们在普通教育的独木桥之外，多了一个更适合自身发展的选择。让每个学生都有收获，对成才充满希望。家长也认为孩子有了多重保险，既学习了普高课程，又掌握了一技之长，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家庭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

　　改革还促进了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校管理，为教师的成长搭建了一个平台，使其在现有专业基础上不断深挖和拓展自身专长；为学校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与契机，让各学校在教学管理上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模式，拓宽了学校办学的路子。

　　吴晓茅：通过普职融通，试点班学生的基础学科在普通高中学习，技能操作和训练则到职业学校去完成。到了高三毕业时，这个试点班约有72%的孩子达到了本科线。

　　看到成绩单，我当时很平静。应该说，这个成绩是我预料中的。最打动我的不是72%的本科达线率，而是孩子们的变化。老师们发现学生变得有笑容了，有自信了，有追求了。如果说普职融通改革开始显现成效的话，效果就是体现在这些孩子的变化上，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

　　双向融通是一个系统变革

　　记者：改革不可能是孤立的。普职初步融通之后，还要跟进哪些改革？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吴晓茅：这个过程确实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首先，职业教育不应是断头教育。我们充分利用了南京高等教育的天然优势，从去年开始试点中等职业教育与公办本科院校的“3+4”教育模式，让职业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一定的考核，不经过高考就升入本科院校。在这个过程中，高校是直接介入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专业设置以及学生学习评价的。

　　其次，我也一直强调，普职融通不是把高考无望的普通高中学生推向对口单招，也不是到职业教育资源中挖一杯羹，而是打破普职身份界限，融汇课程体系，融通育人模式。尤其是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渗透职业教育元素。

　　今后，普职融通应该从“人的流动”进而走向“课程的流动”，特别是“课程的融通”。这还需要我们进行科学的设置与探索。但总的要求是：内容宜简不宜繁、宜通俗不宜专业，口径宜小不宜大。既有学习兴趣方面的，也要有学科知识方面的，还要有能够利用职校实训设备开展的小发明、小创造，让我们的课程活起来。

　　闫纯锴：普职融通项目刚刚起步，困难还不少。例如，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根深蒂固,让所有家长、学生形成正确的成才意识还任重道远。学生学籍互转、学分互认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科学的配套改革措施。

　　对于学校而言，如何在原有基础上合理调整课程设置也是个难题，同时，新的普职融通体制也给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但只要是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只要是有利于学校的发展，我们就要坚持走下去，我们会根据不断涌现出的问题进行相关性政策的修改和解决方案的探讨，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实践者最可贵

　　普职融通、产教融合是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基础，也是国家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但长期以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好像两条并行不悖的铁轨，无法交集。学生要么读普通高中考大学，要么入职业学校学技术技能。这样的分流不是基于学生的兴趣和爱好，而是单凭中考成绩一锤定音。即使学生不喜欢这样的选择，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前些日子媒体披露的北大一个学生中途退学转上高职，从另一个角度恰恰说明了职业选择对学生的重要性。

　　从大教育的视角来看，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本应互通有无。但传统教育体系将二者人为地割裂开来，泾渭分明，给学生的职业选择添置了许多障碍。

　　国家教育综合改革，就是要打破传统体制对人才培养的束缚，搭建人人成才、人尽其才的通道，为个体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

　　我们欣喜地看到，南京和石家庄主动突破体制的障碍，剔除人为的藩篱，在区域内实现了普职融通。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地方正在进行相同的探索，比如，在中考招生时可以融通，在中途可以凭兴趣转学，在学分上可以互认，在课程上可以贯通……所有这些，都在丰富着区域教育的内涵，都在完善着现有的教育体系，都在为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

　　实践者最为可贵，他们的努力化解了矛盾和难题，改善了区域教育的生态，使一方的孩子多了一种选择，多了一种发展的可能。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先行者，呼唤更多的实践者。

　　为这些实践者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让更多的人分享这些实践成果，既是我们的期许，也是区域教育周刊的初衷。

 本报成都11月24日电（记者王鑫昕 袁贻辰 实习生李梓汐）互联网时代到来，对高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带来了新挑战，职业院校该如何应对？今天，在成都举行的2014全国职业院校宣传部长联席会议年会上，来自全国137所职业院校的260余名代表共商职业院校如何服务互联网青年。

 团四川省委党组成员王军分享了一组调查数据：超过80%的大学生拥有至少一个社交网络账号，其中40%的学生每天花在网络上的时间近4小时。他认为，以90后为代表的网络新生代纷纷走入大学校园，“网络已成为大学生交流思想的重要场所”。

 “因此，职业院校亟须探讨互联网时代青年的特点。”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康表示，高职院校面临新挑战，要谋划新思路、采取新方法，应用各种宣传手段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出职业院校的“好声音”。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刘建同高度肯定本次年会。他说，年会紧扣时代脉搏，对职业院校有借鉴意义。

 “大会举办5年来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服务职业院校宣传部长的成长、打造职业教育品牌、引领职业教育发展的宗旨；二是品牌拓展方式的多元化，充分调动了职业院校党委书记、宣传部长、学生的热情，共同参与活动。”《中国青年报》编委黄勇说，作为发起单位的中国青年报社将继续在机制和平台化上下工夫，尽可能整合社会各界的资源，做好服务者，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前行鼓与呼。

 年会同时举办了“2014全国职业院校就业竞争力示范校”颁奖仪式，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等30所院校获奖。

 全国职业院校宣传部长联席会议是由中国青年报社和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在2010年共同倡导下建立的社会化交流平台。本次年会由中国青年报社、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全国职业院校宣传部长联席会议主办，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中国教育新闻网讯  日前，张之洞与中国教育现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举行。会议围绕“张之洞兴办新式学堂”、“开创职业教育”等6项议题展开研讨。

　　有权威专家认为，张之洞1897年在武汉创办农务学堂，翌年创办工艺学堂，张之洞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开山鼻祖。同时，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建议在武汉职院重建“两湖书院”。 

    编者按： 

    2014年4月，在河南驻马店由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闭幕式上，178所高校共同发布了以“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为目的的《驻马店共识》。这条路，欧洲已经走了50年。在发展中国的应用技术大学过程中，充分研究与借鉴欧洲应用技术大学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以此，刊发此文，作为大家的一个参考。 

为什么建设应用技术大学 

    应用技术大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各国兴起的一种新建或由职业性院校升格、转型而成的与研究型大学并行的机构，它的办学定位原先注重以专业技术为主导，培养具有科学意识与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近年逐步扩张了开展应用型研究的职能。由于学费比研究型大学便宜，且就业率很高，这类学校受到了社会的欢迎。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欧洲的应用技术大学不仅在高等教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且引领了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承担着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应用研发创新、服务就业和区域发展及促进终身学习等重大使命。 

    那么如今的中国又为什么要建设自己的应用技术大学呢？首先，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来临，我国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和发展机遇期。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经济增长，已成为社会共识。发展应用技术大学，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应用型科研也就势在必行。其次，对照欧洲应用技术大学的发展背景，不难发现，其城镇化率提升、人均GDP增长、社会产业结构发生变革、人才培养结构变化等方面都与当今的中国社会相似。简言之，中国社会的人才需求及外部环境都已经为发展应用技术大学提供了基础条件。 

办学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欧洲应用技术大学办学定位十分明确，即培养具有良好理论知识和文化基础，同时具备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其学制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及毕业考核紧扣社会与学生需求，突出应用性、实践性和灵活性。例如，其灵活的学制适应学生的多样化需求。英国“新建大学”的学生可以采取全日制或工学交替两种方式，也可以参加夜校、脱产培训班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部分时间制课程；其专业设置紧扣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具有显著的应用性和职业导向，奥地利的应用技术大学注重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对接，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和就业市场需求对接。 

本硕为主，建设“立交桥” 

    欧洲应用技术大学以举办本科和硕士层次教育为主，拥有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权。一些国家的应用技术大学可与研究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这使得学生在本科毕业后可以拥有接受更高层次专业教育的通道，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越来越高的要求，也增加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此外，欧洲国家十分重视立交桥建设，应用技术大学与研究型大学具有沟通渠道，如荷兰每年约有10%的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转入研究型大学学习，更好地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 

极端重视养育师资 

    高质量的教育离不开高质量的教师，欧洲在发展应用技术大学过程中格外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 

    首先，重视教师的聘任与培训。在聘任方面，德国就规定：除拥有博士学位外，担任应用技术大学的教授还必须拥有相关领域不少于五年的实践工作经历，并且其中至少有三年是学术性机构之外的工作。除了学历和工作经验门槛，欧洲应用技术大学还普遍重视专职教师的在职培训。如，奥地利的教师每年暑假都会参加各类研讨会，其讲师来自大学、行业协会和公司等，一起进行专业进修、教学方法等探讨。 

    其次，大量聘任兼职教师。许多国家的应用技术大学大量聘任来自企业界或其他社会单位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工程师、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等来校兼职授课，将企业的技术发展状况、新产品的研发动向、市场的需求等介绍给学生。在很多学校，兼职教师的数量甚至远远多于全职教师。如，在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中，专职教授仅占40%，而兼职教师比例占60%。 

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欧洲应用技术大学的专业设置具有显著的应用性特色和职业导向，并且与研究型大学注重基础性和学术性的专业设置形成良好的互补。应用技术大学开设大量实践性课程和案例课程，即使是理论性课程的学习也注重联系实践，强调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的毕业设计也与实践应用密接结合。如，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有60%～70%的学生选择在实习企业中完成自己的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选题通常就是企业中的一项具体工作或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在完成毕业设计的过程中，除了得到大学方面相关教授的指导之外，学生还会得到企业相关领域专家、技术人员的辅导。在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的评价过程中，是否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是一项重要的评定标准。 

倾向应用，拓展研究功能 

    除了承担人才培养功能，近年拓展研究功能已越来越成为欧洲应用技术大学的重要使命。瑞士应用技术大学的经费支出中，68%用于本科和硕士学位课程，19%用于应用性研究和开发。 

    同时，应用技术大学积极开展面向中小企业的应用性研究、提供相关成果的转化及后期服务与技术支持，为企业难题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 

    通过科研，学校和企业获得“双赢”：应用性研究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并提供创新研究成果，拓展企业业务，给企业带来实际收益；应用型研究为学校获得科研经费，提升科研能力，锻炼师资队伍，培养创新应用人才。荷兰应用技术大学的教授和研究队伍将教育、专业实践和实践导向的研究联系起来，并让学生参与到这些研究中，研究队伍与公司、机构在地方、地区、国家乃至国际层面保持合作关系，开展应用性研究，共享知识及开发新知识。 

    目前，我国的大量技术技能人才主要由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培养，总体基本停留在专科层次，这样的层次水平已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大部分普通本科学校中虽然有部分学校开始树立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意识，但仍有大量学校没有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一味追赶世界一流学术型大学，却在学科专业设置和学生培养模式上忽视社会需求，教学方法陈旧，缺乏实用性。特别是一些普通本科学校中的新建本科学校，其科研积淀不如老本科学校，不适合走研究型大学的路线，学生培养定位又不如高职高专院校明确，使得学生就业面临更大的困境。因此，推动新建本科学校进行转型，培养本科乃至硕士层次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应用型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11月21日至22日，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校企一体化办学”经验交流暨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莱芜举行。教育部职成司司长葛道凯、副司长王扬南等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陕西工院副院长王晓江、校企合作处处长孙小云、电气学院院长卢庆林、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人才开发部部长张晔作为全国“校企一体化办学”优秀典型案例单位代表参加会议。  

葛道凯司长转达了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对本次会议的指示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现代职业教育是社会各方面发展自身事业的平台，围绕共同成长这一主旋律，学校、企业、行业、政府等都能在这个平台上得到发展进步。他对校企一体化创新联盟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坚持校企双主体；二是把握“一体化”内涵；三是不断追求“创新”；四是发挥联盟作用；围绕“校企合作，互惠共赢”这一主题，深入探讨如何建立“校企一体化”育人长效机制，把自己的经验、做法总结成制度，上升为政策，成为政府、行业都能够接受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校企一体化”创新联盟是在教育部支持和指导下自发形成的全国高职院校民间组织，目前由50所学校和50家企业组成联盟主席团，其宗旨是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坚持“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原则，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进一步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工作。  

据悉，自2013年12月起，教育部启动高等职业教育“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共征集到295所高职院校的405个典型案例，评选出82个优秀典型案例并集结成册，由陕西工院提供的《校企深度融合，打造合作育人品牌——与世界知名企业欧姆龙校企合作纪实》成功入围，被选为全国5个优秀院校的典型案例作为大会交流材料。  

“校企一体化办学”经验交流会现场

“校企一体化”创新联盟成立

图片来源：齐鲁晚报

    本报讯（亓洪良）11月21～22日，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校企一体化办学”经验交流暨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山东莱芜举行。作为联盟首届主席团成员单位的全国49所高职院校领导和49家知名合作企业代表、联盟专家组成员等参加了成立会议。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指出，成立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校企一体化”创新联盟，对于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助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校企一体化办学”经验交流会上，与会同志围绕“校企合作，互惠共赢”这一主题，针对高等职业教育“校企一体化”育人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探讨了如何建立“校企一体化”育人长效机制，大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据悉，本次会议由教育部职成司指导，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校企一体化”创新联盟主办，莱芜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弃北大上技校”这条新闻，引起了社会舆论广泛关注，消息被疯转不说，也有很多网友参与讨论发表意见。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80%的网友“点赞”。

    这一现象耐人寻味。按理说，80%的“点赞”，意味着对这一行为的高度认可，可如果高度认可这一行为，这怎么又成为“新闻”了呢？一边是舆论的热捧，一边是个体艰难的选择——周浩同学的选择，在当前绝对是属于新闻的极端个案、另类选择，这恰恰反映出我国职业教育的现实处境。客观认识舆论的热捧，和职业教育还只是个别优秀学生的另类选择的现实，对发展我国职业教育极为重要。

    在笔者看来，舆论对周浩行为的“点赞”，当下主要出于尊重选择、感叹他的勇气，而职业教育和整个中国教育的未来，则在于所有学生自由选择。

    其实，尊重选择，在我国社会，已属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八成点赞的同时，还有两成对此并不理解，“惊诧莫名”，而一些媒体的评论文章，也在做这两成人的工作，告诉他们要尊重学生个体的选择，因为每个人的个性、兴趣不同，不都适合上北大，云云。

    做到尊重选择，说起来容易，而轮到自己，就不那么容易。很多人在点赞的同时，也意识到周浩有支持、理解他的父母，如果父母强烈要求他必须继续在北大读书，阻碍他上技校，在从北大退学后，去复读参加高考，会是什么结果？而从媒体报道看，周浩父母对其选择的尊重，也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从最初要求他上北大，到看到他痛苦生活才逐渐转变，包括周浩自己，也是在休学、寻求转专业未果之后，再一步步转向选择技校。试想，假如这种选择，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会是怎样的纠结？就是技校的校长，如果孩子成绩可以上北大，却提出要去上技校，会爽快答应吗？现实中，完全尊重学生选择的父母几乎没有。要实现选择，可能都要经历一番痛苦的折磨、辛酸体验，最后才能看开。

    这样的选择，会让人觉得“伟大”。有人说，周浩这种选择的价值，就是可以鼓励更多人，勇敢地作出这种选择。某个学生在作出类似选择时，可以以此激励自己，说服不理解的人——你看，早就有人连北大都放弃，去追求适合自己的学习生活状态——但以笔者之见，这种激励的价值不大，因为凡属于需要激励的“伟大”选择，都会让选择者付出多少不该付出的代价。可这种选择，却有另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呈现出每个个体的内心需求，推动社会从理解、尊重这种选择，到创造条件、改善环境，自由选择。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结婚要看出身，一个女孩冲出重重阻力和出身“有问题”的人谈恋爱、结婚，这被称为是伟大的爱情，而现在，这种“伟大”不存在了，因为根本就不用再看什么出身。

    客观而言，“尊重选择”，多少具有某种无奈意味，各选择项之间，地位并不平等，就像现在的北大和技校，相差甚远，形成强烈的对照，而自由选择，所有的选择都是平等的，平等的地位、平等的价值。要作到自由选择，我国必须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这要求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和人才评价体系。首先，要消除对教育、学校的等级管理，对于教育管理者来说，北大和技校应该是有平等地位的学校，而不是一个在金字塔尖，享有政策、资源、地位等各种优待，一个在金字塔底，如果所有类型的教育都办出一流的学校，选择上学术型学校和选择上职业学校，那就成为学习者的自由，而且可随时转学；其次，对人才的聘用、管理、使用、社会福利待遇，不能用学历评价、分层，而应该基于个体的能力、实际贡献。

    我国教育的出路，在于给所有受教育者自由、多元的选择，而不是把所有受教育者纳入一个成才通道、一个成才模式。在自由选择中，没有所谓的另类选择，也没有伟大的选择，有的只是符合自己内心需要、个性兴趣的选择。何时选择北大和选择技校，成为每个学生自由的选择，何时，我国教育才会走出现在的高考焦虑、名校焦虑，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人尽其才。

   “汽车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已经从对量的追求变为对质的追求。如何培养出适合汽车产业发展需要的精英型蓝领人才，是汽车职业教育领域在未来两三年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2014年汽车产业与职业教育对话活动暨第十一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日前在广西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闫建来在会上做出了上述判断。

    “目前在汽车职业教育领域，很多学校显然还没有认识到汽车产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其人才培养规划仍停留在对量的追求和对点的铺设上。”在闫建来看来，汽车人才需求模式的转变，已经为汽车职业教育敲响了警钟。

    “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汽车产业也在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创新型人才，这对汽车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占山认为，虽然汽车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很高，但不能说明培养的人才已经符合企业的需求。唯一的弥补渠道就是实现校企合作，这也是全球多数国家都在做的事情。

    有关调研发现，从北京现代汽车大力支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到上汽通用五菱承办汽车产业与职业教育对话活动，再到蓬勃发展的汽车企业自建培训学校，都表明汽车企业近年来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日渐加强。而“博世班”、“巴斯夫班”等的设立，说明越来越多的汽车职业院校对校企合作日益重视。

    值得欣喜的是，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组建的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在此次对话活动期间成立。该集团召集了相关职业院校、本科院校，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企业、汽车服务贸易企业、汽车保修设备企业、汽车教具企业，相关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培训机构等，按照平等原则和契约形式组成，其核心目的就是要实现产教融合，培养出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

    据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秘书长赵丽丽介绍，校企合作正成为汽车职业教育的新特点。目前，多数汽车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在技术上较以往有了很大进步，但在综合素质和专项技能培训上仍显不足，好在企业已经认识到了自身参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都愿意与职业院校加强相关合作。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产教深度融合——机制模式创新”，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等单位承办，来自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4所学校以及35家相关单位的代表400余人与会。

    “你觉得北大好不好？”

    “怎么问这种问题？北大很好，只是不适合我。”

    这是我与周浩的对话。《弃北大读技校 自定别样人生》这篇文章登报之后，迅速地成为头条，文中的主人公周浩火了。在文章发布之前甚至之后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新闻会这么火。

    可是一切都来得让我不知所措：文章刊登当天即被400多家网络媒体转载，凤凰网跟帖评论达1.8万多条，人民日报微博评论5000多条，新浪微博9929.5万次点击。最少不下5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向我和梁老师要周浩和学校的电话，甚至有大学校长向周浩抛出读研究生的橄榄枝。我不知如何应对，只好把这一切都推到了梁老师身上。

    一个为追求梦想放弃北大读技校的学霸，一个刚来报社实习不到两周的“菜鸟记者”。在这段时间，对我和周浩来说，是天堂也是地狱，是一次很重大的人生历练。

    事情终会平息，当该事件的热度渐渐减弱，我也有空回忆一下采访场景，来还原一个比较真实的周浩。

    11月5日下午，我领到选题之后，前往北京工业技师学院采访周浩。天气有点热，他为我拿了一瓶矿泉水。我细细地观察他，想看看此等奇人是什么样的。他留着一撇小胡子，身高1米7左右，身材有点胖，看起来比较敦厚和内向。

    和周浩聊天，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采访的1小时里，他眼睛不看人，说话却咄咄逼人，回答问题很少有超过三句的，感觉不是我在采访周浩，而是我的自言自语，一直很冷场。我问到对两所学校的一些看法时，周浩直言：“这让我怎么回答呀？”仅有的回答也显得高深莫测，学术术语较多，能感觉到北大才子的风范。

    周浩的冷淡让我感觉他是“普通人”一个，更由于我没理解到这个新闻的重要性，甚至没准备写稿。回来被梁老师批了一通“这是新闻事故”之后，才仓促成稿。即使这样，在文中也没能很好地展现比较全面的周浩。

    文章刊出后，我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网友对周浩和北大都胡乱猜测，尖酸刻薄：“肯定是在北大待不下去了，挂了很多课吧”“北大这种学校还是别待了，做得好”。每次浏览的时候，我都越看手越抖，心里越不平静，周浩和北大都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很多人脑海中肯定浮现这样一幅画面：北大课程很无聊，周浩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到，自己不好好听课，挂了很多科，最终待不下去灰溜溜地跑了。

    其实事情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周浩从小喜欢操作机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理论课比较多，不太适合他，由此他开始谋划转校。但是在北大学习的那几年，他从来不曾翘课，“虽然不是很爱听，但是一直坚持上课，也时常泡图书馆”，他自始至终也没有挂过科。就算是到了北京工业技师学院3年，在周浩身上，高才生的特点依然非常明显。

    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周浩到了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之后，没有从最基础学起，而是直接进入了技师班，和成熟的技工一起学习。刚开始有些吃力，但是几个月后，他就开始让同班同学望尘莫及了。“别人做完一个工作日志需要两三个月，而周浩只需要一个星期，这就是差距”。

    周浩的动手能力很强，经常用巧克力、木板等材料制作坦克、汽车模型，在他的微信里有很多的作品，看上去十分精巧。他也经常对实验室的小型机床进行改造，加快工作效率。周浩的英语水平和理论水平都很高。为了了解到国外最新的数控科技成果，他翻墙去浏览德国、瑞士的网站，对前沿的科技成果几乎了如指掌。

    很多学生毕业后都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完成从初级技工到高级技工的转变，但周浩想继续深造，尽管他没有透露自己下一步的目标，“对这个行业了解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知道得太少，还是想深造”。

    网上很多人都想着北大流失了人才，想看北大的笑话，但是没有北大就没有今天出色的周浩；也有一些人想探究周浩离开北大没有高学历保驾护航会不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但是周浩如今已经是很多外企公司愿意开高价挖掘的复合型人才。

    有一些人想看北大与周浩相杀，但他们只相爱，“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学校，我在其中学习到的东西也是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是我不能适应那种学习环境，但我永远心存感激”；有一些人想探究，在北大周浩是不是在人际关系、学习成绩等方面有问题，但没有那么多细枝末节，这只是一个孩子忠诚于自己的内心和理想，并愿意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故事。

    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请尊重每一个追求自己梦想的人。

    引导一批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这是高等教育改革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应该注重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然而，在文化建设上面临着哪些现实诱惑，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文化选择呢？

    大学以传承、整理和发展文化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大学的教育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然而，今天的大学受到多方利益主体的牵制，文化选择面临着种种现实诱惑和考验。

    大学办学呈现功利化倾向。现今的大学越来越像文化企业中的加工厂，其产品的型号、质量、样式按照市场需求来决定。大学的受教育者由活生生的“人”变成可以批量生产的“商品”；大学的教育者作为精神劳动者，也越来越像谋利的经营者；大学生就业率也如同经济领域的GDP，被过分追逐。在功利化的价值准则面前，大学更多地像商业组织而不是文化机构来思考问题，很难起到薪火相传、“新民之效”之目的。 

    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曾言，大学既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又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应用技术型高校的特点和功能使其文化选择具有特殊性，既要秉承其作为大学的本质属性，又要坚守、回望我国优秀的文化特性与传统，还要学习西方大学先进的制度、文化与理念。

    一方面，作为中国的应用技术型高校，必须带有中国文化特性。中国古人的高等教育思想乃至教育思想、文化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应用技术型高校文化大有裨益。如“有教无类”的思想、“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的气度与对物欲的超越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使命与社会责任感。这些都为应用技术型高校的文化选择提供了给养。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的应用技术型高校，必须汲取西方文化的长处。从古希腊教人理性到柏拉图学园让人向善；从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到古罗马时期的雄辩术教育；从中世纪大学的三科四艺到博洛里亚大学、巴黎大学等早期大学对文化的追求；从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理想到洪堡、赫钦斯、布鲁贝克、雅斯贝尔斯等教育家提出的大学思想，都是我们应用技术型高校需要吸收的大学文化——既要注重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更要注重道德品格的培养与良好习惯的养成。

    开放的姿态、宽容的气度、接纳的胸襟、创新的意识都是大学本身应具有的内涵和文化。与传统大学相比，应用技术型高校呈现出兼顾职业与素质的双向价值取向，更加强调学生的创新意识与精神的培育，以及创新创业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其办学理念也更加注重经世致用与大学精神的完美结合。因此，应用技术型高校更要注重和强调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加需要培育、构建浓厚的校园文化。

    应用技术型高校的精神文化建设，应强调“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除了注重专业知识和能力培养外，还要将很多通识教育强调的非智力因素方面的素质养成，如思想品质、职业道德、团队合作、沟通能力等，有序地安排在培养模式中，与知识掌握、能力培养和解决工程项目问题有机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互不相干或关联性不强，从而最终将大学的精神文化内化成学生自觉的行为习惯，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应用技术型高校，只要大学的本质还在，只要师生还在自觉地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便是一片勃发理性、完美人性的净土，高校便会引领之，社会便会向往之、效仿之。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

    （作者系大连东软信息学院院长）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既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是这类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式。对于这一点，大家在理念上基本形成共识，只是在实践推动上进度不一、力度有别。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的案例很好地证明了，在高职院校办学中，校企合作不但应为，而且可为。长春职院的经验同时说明，加强校企合作，要从解决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才能做得实、走得远。

    一是立足解决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不完善的问题。采用什么方式、何种机制进行校企合作，这是每一所高职院校都面临的问题。长春职院秉持开放、融合的理念，不唯书，只为实，大胆探索，结合合作企业诉求和学校专业特点，搭建起开放式“一主多元”办学平台，形成股份制、校企联盟、订单合作和集团化等多种合作机制。其实践充分说明，校企合作的机制是多元的，没有一种机制、一种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于某一学校某一专业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他高职院校都可以像长春职院一样，在校企合作机制上进行大胆探索。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理应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二是立足解决高职院校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与社会用人需求错位的问题。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适用性人才，是高职院校的终极追求。通过校企合作，实现这个目标的载体就是课程。长春职院在实践中很好地抓住了这个关键点，校企双方共同主导课程建设，在课程开设过程中引项目入校、引专家入校、引产品入校，形成多样化课程体系，使学生充分体验工作现场教学，从而强化与工作实践的对接。

    笔者曾经调研过该校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管理专业，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该专业由长春职院和长春轨道交通集团两方联合设立，学生从入学那一刻起，学校就给每个学生安排了企业导师和学校导师两位导师，学生同时拥有学生、学徒和企业员工三种身份。校方根据轨道交通集团工作过程，系统化设计课程体系，按照岗位工作技术要求制订课程标准，通过真实项目驱动进行一体化教学；企业方通过集团高管讲座、中坚力量兼任班主任或辅导员等，渗透企业文化。试想，通过这种校企合作，又怎能培养不出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呢？

    三是立足解决高职院校教学质量保障不力的问题。校企合作只有涉及教学层面，才能趋于深入，才能显出成效，成效的标志就是要能保障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保障教学质量，关键在于前期要具备适合、“打眼”的软硬件条件，中后期要有及时、科学的检查评估。作为承担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任务的吉林省龙头学校、国家高职示范性学校，长春职院很好地利用了校企合作的契机，抓住了校企合作的优势，来强化教学质量保障。从该校的案例可以看出，通过与企业共享资源，致力于“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产生了一批省级技能名师，使师资条件得到保障；建立校内外生产性实训基地，实现了学生的实习实训与工厂的产品生产同步，使实践条件得到保障。

    建立多元质量监控体系，强化管理保障，这是长春职院校企合作值得肯定的另一个亮点。正是通过全流程的质量监控，使得学校的教学评价标准、学生就业能力评价标准与企业的生产标准、用人标准“实心”对接，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实践证明，只有保障上出实招，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才能出实效，才能脱离“签个字、握个手、拍张照、用个人”的校企合作常态。（作者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各竞风流。CFP供图

    高等学校办学层次的不同体现在服务对象的差异，而办学水平的差异则反映服务质量的高低；办学层次不等于办学水平；低层次可以达到高水平，高层次也可能低水平。因此，正确认识层次与水平的关系是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基础。

    ■谢维和

    办学层次等于办学水平吗？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层次高自然水平高。其实不然。这并非一个文字游戏，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结构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直接影响高等教育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

    前些日子，我参加南方某省的一个教育峰会，会后该省教育规划部门给了我一份该省关于进一步支持和加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文件，希望我能够对这个文件提出意见和建议。文件中提到，要在该省的高等学校中，选择若干所重点大学作为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对象。当然，我的意见之一就是：高层次大学可以作为高水平大学建设对象，但低层次大学也能够建成高水平大学。换句话说，不要简单地认为，高水平就一定是高层次大学的“专利”。低层次大学同样可以有高水平。

    无独有偶，近日又有一位经济较发达城市的领导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参加和主持该市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研究，主要内容之一同样是建设高水平大学，问题如出一辙，而我的意见也依然如故。最近，朋友转发给我中山大学前校长黄达人先生关于应用技术型院校改革发展的一份讲话稿，再一次提到了我的这个观点。由此看来，高等教育结构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所涉及的若干模糊或错误认识及其对实践的影响，还真是一个问题啊。

    实际上，这个话题我曾经在多个场合和文章中谈起或说明。记得在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协作体大会上，我还就这个话题做过报告。现在，我仍然旧话新提，希望结合自己参与教育改革的经历和进一步思考，对这个话题及自己的观点做一个比较深入、系统的说明。

    层次与水平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也是近年来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词。可也就是这样似乎非常熟悉的概念，大家往往想当然地使用，而没有认真地去深究它们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而且，关于层次和水平的关系，大家也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解。比较通常和典型的看法是，高层次就等于高水平，而低层次自然也就是低水平。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看法，至少是一种关于层次和水平及其相互关系的误解。应该说，办学层次与办学水平及其关系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优化中两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和问题，是一个大有文章可做的话题。而且，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差异，很可能对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带来非常不同的影响。

    同时，对这个话题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中有一段非常明确的话，“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这实际上已经非常明确地阐明了层次与水平之间的关系，即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都可以建设和达到高水平。

    为此，我想就层次与水平的关系讲三个问题，第一，教学评估中一个关于优秀的故事。第二，什么是层次，什么是水平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三，层次与水平及其关系的重要意义和现实影响。

    层次与水平事关高校定位和高等教育结构

    首先是关于优秀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负责本科教学工作，非常有幸参加了当时新建立的第一届教育部本专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并且担任了副主任，和大家一起参与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直接参与和经历了合格评估、优秀评估和随机水平评估的研究与实施，以及后期的调整工作等。整个工作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与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我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是在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工作由最初的合格评估发展到随机水平评估以后，有一次评估专家委员会在北京理工大学开会，审议不同学校教学评估的结果。一般而言，大家基本上能够尊重各个评估专家组的意见，但是，这次会议却对最后的结论出现了争议：在随机性水平评估中，国家重点大学包括“985”大学教学工作的“优秀”，与一般地方大学教学工作的“优秀”是否具有同样的含金量？是不是应该设置两个不同的优秀标准和结论？对一批重点大学，特别是教育部所属的一批重点大学，也包括一批“211”学校，这些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评估的“优秀”，是不是应该不同于地方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优秀”？这是第一届本专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在研究和开展评估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一次值得回顾的讨论。

    当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一种观点认为，研究性大学或者重点大学的教学评估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优秀标准。理由是，这一类高等学校或者大学属于高层次大学，它的教学要求与其他大学的教学要求是不同的，它属于一种研究型教学；它的优秀的内涵跟其他大学是不一样的，是一种高水平的优秀。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同层次大学的教学评估的优秀标准应该都是一样的，不要分什么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就是一个“优秀”。这部分专家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如果要分两个“优秀”，就是把一般层次的大学看成是低人一等，是主观上先入为主地认定这些大学的教学工作是低水平的，这样显然不利于这些大学教学工作的发展。而且，还没有开始评估就先把这样一大批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定位于一种低层次、低水平的优秀，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这两种主张的理由听起来都有道理。当然，也有专家建议，可以是一个标准和证书，但可以在证书上做一个有所区别的标志，等等。我想，这个讨论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显然，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讨论，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它涉及我们如何评价不同层次和类型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原则问题。尽管是一个证书，但它关系到高等教育结构的合理性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体制建立时就已见端倪。因为，当初在建立合格评估、随机性水平评估和优秀评估时，就已经存在和出现了哪些学校应该参加哪一类评估的问题。因为，这种不同类型评估的参与资格直接关系到不同大学的地位问题。所以，这次会议上关于“优秀”的标准问题，实质是一个关于不同高等学校定位和整个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问题。

    这种对评估中“优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结构优化对理论的要求。因为，这种关于标准和资格的讨论背后，涉及高等教育结构理论中两个非常基本的概念：第一，什么是大学的层次；第二，什么是大学的水平。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层次就等于水平吗？高层次就等于高水平吗？低层次就等于低水平吗？很显然，这些问题是需要讨论的。而在我们日常的潜意识思维中，似乎高层次的大学就是高水平大学，低层次大学的水平就一定比高层次大学低，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商榷、值得讨论的问题。

    办学水平和层次并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

    所谓办学层次，指的是不同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系统或结构中的层级地位，它反映的是高等教育结构中不同的需求和服务对象的秩序。换句话说，高等教育的办学层次主要指不同高等学校服务对象的差异。它们之间往往具有不同的性质、特点和规律。而高等教育中的层次结构，指的就是根据不同服务对象而形成的高等教育体系的秩序，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等。这种层次的差别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反映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结构的多样化，也体现了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例如，教育部所属国家重点大学主要面向全国，为全国服务，主要承担着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国民经济的国家层次、国家领域内的宏观领域和主要问题而服务；而地方高等学校则可能更多的是为地方服务，解决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为地方培养人才。这里反映的是服务对象的差异，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每所大学都有自己不同的服务对象。而且，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本身也是一个层次结构。高等教育要满足社会的需求，也必须是一个具有层次性的供给结构，它要求大学和高等教育系统提供不同类型和特点的教育服务和产品，这是客观的。因此，不同层次之间的性质、特点和规律也往往是不同的。

    所谓办学水平，则是一个反映高等学校办学质量高低的概念。这种水平主要指不同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与产品的质量高低，或者在某一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或者说，高等学校提供的这些教育服务或产品能否适应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由于服务对象或利益相关者不同，他们的需求及其相关的质量要求也不一样。所以，这种办学水平所表达的含义与办学层次是不同的。层次体现的是服务对象的差异，水平讲的是服务质量的高低。它们是表达教育结构的两个指标，尽管彼此之间密切联系，却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

    就中国的实际而言，高等学校的办学层次主要包括两个序列：首先是人才培养的层次，即专科学校（包括高等职业院校）、本科院校、硕士研究生培养机构和院校、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机构和院校，这些不同的院校分别承担着不同层次和类型人才的培养任务；其次是投资管理的序列，即国家重点投资建设和管理的高等学校、省市自治区投资建设和管理的高等学校以及地方投资建设和管理的高等学校。这些不同的高等学校所承担的主要任务也常常与此有关。

    而从办学水平来说，我们通常也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描述和规定。第一，在相同层次和类型上高等教育机构的若干可比性指标。不待言，相同层次和类型的高等学校总是具有若干反映办学质量的可比性指标，包括学生的录取成绩、教师的学术水平、生均办学资源，等等。一般而言，办学水平高的高等学校通常能够在这些可比性指标方面处于前列。第二，在若干学科领域和方向上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竞争力。这些学科领域和方向通常具有比较深厚的传统优势和综合基础，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条件，并且已经在同层次和同类学科领域、方向中取得了比较公认的成果，有良好的口碑，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第三，形成和具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思想。这种办学理念和思想是学校办学精神的体现，也集中反映了学校的学风和校风。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办学理念和思想在学校内外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而且已经贯彻落实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第四，能够对国家和地方的发展做出重要和独特的贡献，成为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靠得住的学校。有必要说明的是，这种水平的高低并不完全与层次相关，即并非说你在哪个层次上才是高水平。不同层次都可以有高水平，只要某所大学能够在某一个层次高等学校的可比性指标方面达到前列，只要能够在某些学科领域和方向中形成一定的优势和竞争力，只要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思想，并且能够为国家、地方和某些行业的改革发展做出贡献，成为改革发展中靠得住的学校，这就是高水平。因此，不同的层次，包括不同的领域，都可以达到高水平。

    由此可见，层次和水平并不是完全等同的。绝对不是说高层次等于高水平，低层次等于低水平。低层次的大学同样可以为服务对象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和产品而达到高水平，而高层次的大学为服务对象提供的服务也可能是低水平的，并不因为层次高就一定是高水平，或者层次低就一定是低水平。虽然是高层次的研究性大学，如果给学生提供的教育服务和产品不能促进这些优秀学生的成长，那么这所高层次大学就是低水平的；同样，低层次的高等学校如果能够为自己学校的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和产品，那么它就是高水平的。

    例如，对于国家重点大学而言，它们录取了全国最优秀的学生，如果不能给这些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服务和产品，促进他们更加优秀，也就只能是低水平的。同样，尽管是低层次的学校，包括一般的大专、高职院校，如果这些院校能够为学生、地方、行业以及某些特定领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能够真正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就是高水平的。

    我不是在这里说绕口令，我说的是事实和基本的道理，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即水平本身和层次并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理论、事实和科学对于优化和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既反映在我们的办学理念中，也直接体现在学校定位和特色建设过程中，因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层次与水平的关系是优化高教结构的抓手

    最后，我讲讲结论和启示。关于高等学校随机性水平评估的“优秀”的讨论，专家委员会的大多数专家最后仍然同意只设一种优秀标准，而不是两种优秀标准，进而充分肯定了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教学工作都可以达到优秀的水平，并且具有相同的含金量。

    这个结论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意义就在于，所有高等学校都可以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中追求和达到一流的教学水平。就像教育规划纲要所说的那样，在不同层次和领域中提高质量，争创一流。我甚至愿意说，这样的一个讨论，以及形成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一般地方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发展，进而在整体上促进了整个国家高等教育办学水平的提高，具有历史性的价值和意义。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评估委员会的专家们对教学评估达成了只有一种优秀标准的结论：层次不等于水平，不同层次的学校都可以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中提高质量，争创一流，达到优秀，但现实问题仍然存在。我认为，目前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实问题就是，高等学校盲目地追求高层次，而没有追求高水平。

    这种现实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追求“升格”的愿望和冲动。专科学校希望能够升格为本科院校，本科院校希望获得研究生学位的授予权，虽然已经是国家重点大学，但仍然追求所谓国际上的高层次。另一方面，我们在高等教育的评估和各种不同项目、成果和学校的评估评审中，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以层次等同于水平的现象。在某些领域和方面，虽然某些重点大学本身并不具有优势，甚至不如某些地方大学，但仍然能够“中标”。而有些地方大学，尽管在某些领域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但由于“出身低贱”，仍然在评审或评估中名落孙山。而且，这种现象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地方院校的办学积极性，甚至对他们形成一种无情的“打击”。这种现象当然有一定的政策原因，但不能否定的是，把层次等同于水平的误解，也可能是一个认识或理论的原因。如果追求高层次就等于追求高水平成为了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认识，那么在现实中的这些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坦率地说，这种将层次混同于水平的错误认识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是非常有害的。除了上述盲目地以追求高层次代替对高水平的追求之外，这种危害还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种误解及其对现实的影响将进一步造成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性落后。层次与水平是反映高等教育结构的两个基本概念和分析指标。不同层次与水平的合理组合是一个高质量教育结构的基本特征，也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结构性优势的具体表现。如果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体系中，高水平的大学都是高层次的大学，而低层次的大学都是低水平的，那么，这种高等教育结构是非常落后的，是非常不均衡的。这种落后也是一种高等教育的结构性落后，它将带来高等教育中的非公平现象，也将恶化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模式。同时，这种对层次与水平之间关系的误解，还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不同学科的学术霸权和学术寡头现象，进而影响教育和知识的创新。

    第二，这种误解及其对现实的影响将进一步激化高考中的恶性竞争，而愈加恶化高考改革的环境。高等教育的上述结构性落后将进一步导致高水平的学科与专业大部分集中在少数高等学校中，由此，围绕这些大学入学机会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争取上这些大学的高考竞争自然将愈加激烈。这对于进一步深化高考改革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结构，可以让学生在不同层次的大学中都能够获得高水平教育的机会以及成功的机会，那么，中国的高考改革也就能够获得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也就能够为学生，特别是为不同类型的拔尖创新人才的涌现，提供更加宽松的成长环境。

    第三，将层次等同于水平的误解及其对现实的影响，也将进一步造成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同质化，影响大学的特色建设。显然，如果不同高等学校都以追求高层次作为自己的建设和发展目标，并以此取代对高质量或高水平的追求，其结果必然导致高等教育发展的同质化。相反，科学把握层次与水平的关系，非常有利于督促高层次大学不懈怠而真正提供高水平的教育服务和产品，激励低层次大学办出特色，努力在人才培养质量上达到高水平。

    因此，层次与水平是中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和切入点。同时，它们也是进一步改革、完善高等教育评估体制和政策措施的重要方面。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样几句话，办学层次不等于办学水平；高层次不等于高水平，低层次也不等于低水平；高层次大学也可能是低水平，低层次大学也可以达到高水平。（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

鲁昕与钦州市职教中心中职生亲切交流

鲁昕考察钦州市职教中心坭兴陶实训中心

鲁昕考察钦州市职教中心坭兴陶实训中心

参观学生制作的坭兴陶作品

鲁昕听取了北海市职教园区系统培养职业教育模式的介绍

在北海市职教园区实训中心车间，鲁昕观看学生现场操作，与机床旁的学生进行亲切交谈

    11月19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一行来到广西钦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和北海市职业教育园区调研。她认真听取了两地关于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介绍，详细询问了职教中心和园区学校学生生源、招生情况、课程设置、中高职立交桥搭建以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情况等，每走到一处都与学生细心交流，详细了解他们上中职的学习生活情况。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康一同调研。

    在钦州职业教育中心技能之星“星之路”处，鲁昕询问了技能之星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她高兴地说：“要鼓励学生多到这里来，多向获得各种技能大赛一等奖的技能之星学习，增强学生的自信，让每个孩子都有出彩的机会。”

    在钦州职教中心机械加工实训基地，鲁昕亲切地与学生交流，详细询问了他们在学校学习技术的情况。2014级模具制造技术专业学生曾详参今年6月出去打了一个月的工，体会到没有技术的艰辛，毅然选择回校学习。他对鲁昕说，“我认识到没有技术打工的辛苦，我会好好珍惜在学校学技术的机会，把技术学好。”在钦州职教中心坭兴陶展示体验中心，鲁昕认真观看了学生制作和雕刻坭兴陶的过程，以及参观了他们从一进校门烧制的作品到技术越来越娴熟的作品。

    随后，鲁昕来到北海市职业教育园区，她听取了园区系统培养职业教育模式的介绍；在实训中心车间，鲁昕观看学生现场操作，与正在电脑前、机床旁的学生进行亲切交谈，询问他们各自升本后的学习情况和感受。

    鲁昕指出，职业教育要在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基础上，加强对学生文化知识和人文素质的培养，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扎实的艺术鉴赏能力，要有效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最后，鲁昕对广西推进县级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办学改革试点，全面推进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她希望广西继续深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教学模式、学校管理、德育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丰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校本内容，加快推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办学特色发展。（卢卫 张锐波/图，周仕敏/文）

    媒体聚焦

　　10月26日，津台两地职业教育研讨对接交流会在天津市教委举行。旨在搭建两地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交流平台，双方将在有关职业教育的制度建设、学校管理、课程改革、师资建设、教材建设、学生互换、民族文化等七个方面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10月28日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网）

　　10月31日至11月2日，第二届职业技术教育与国际贸易行业对话活动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26个省市的151所院校、企业、科研机构275名代表参加此次活动。（11月5日  网易教育）

　　职成司工作动态

　　11月1日到3日，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在南京举办。

　　11月4日，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全国总开幕式在重庆市渝中区举行。

　　11月4日，全国职教改革试验区贯彻全国职教会精神座谈会在重庆举行。

　　11月6日到7日，全国职业院校管理经验现场交流会在成都召开。

　　11月13日，启动2015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报送工作，印发了《关于报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5）的通知》。

　　11月15至16日，“高等学校继续教育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专科组验收会议在无锡职业技术学院顺利召开。

　　地方动态

　　新疆兵团：10月28日，兵团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在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了成立大会，旨在提高兵团职业教育水平，加快推动兵团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

　　湖南：近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文件提出，长沙市创新职业教育模式，不仅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更完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的政策，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宁夏：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自去年11月全力推进建设11个宁夏现代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以来，首批6个中心将很快建成并投入使用。

　　浙江：11月12日，浙江省教育厅召开浙江省中职课程改革的动员与部署视频会议，标志着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正式启动。

　　教产合作

　　10月29日，深圳信息职业教育集团成立。该集团以深圳信息学院为主体，由政府主管部门、深圳信息类为主的行业协会、企业、信息类研究单位、中等职业院校及职业培训机构等，按平等互利原则组成的职业教育合作办学联合体。

　　11月6至8日，“2014年汽车产业与职业教育对话活动暨第十一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在广西柳州隆重举办。

　　11月13日，全国职业院校商科专业联盟成立大会在青岛成立。该联盟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联盟成员间教育资源共享。

　　技能大赛

　　日前，2014年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比赛会计技能比赛在商校隆重举行，来自全市14所职业院校的109位选手参加了比赛，比赛为个人赛，包括会计电算化、会计手工两个大项。

　　11月2日，第四届全国国际贸易职业能力竞赛在四川商务职业学院举行，来自全国36所院校的120余名选手通过模拟货物贸易出口业务，在比赛中提升职业能力。

    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开始走上自主创新创业的道路。在他们看来，创业也许根本不用等到毕业之后，找准自己的方向，肯吃苦能坚持，便有希望。今天起，我们开办《我的创业故事》这一新栏目，陆续请自主创业的成功者们，为我们讲授他们的创业经历和创业经验，与读者共享。

    我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广告艺术学院2014届毕业生。至今我已经创业四年多，现在经营自己的公司——VOCO维可传媒。

    我从职高二年级就开始创业。大一时在学校里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合作人，成立了“乐疯视觉”设计网站，我为自己起了个笔名——“路右右”。出于对设计的热爱和自身设计专业的优势，我在同年底成立自己的设计工作室“乐疯视觉品牌设计机构”（LOCRAZY Brand Design Agency）。这个工作室的建立，不但提高了我的专业技能，还让我熟悉了今后工作的各种流程，也积累了不少人脉。发展了两年，不但服务了像北大、农大、网易这样的大客户，本人也被加上新锐设计师头衔，受邀参加新浪微博微访谈、湖南卫视《天天向上》、中国教育电视台《成长不烦恼》及创业家杂志采访等活动。

    2013年我又成立一支全新的团队，开拓新的业务——VOCO。项目2013年5月成功在中国人民大学展出，全场150多所高校众多项目中，VOCO是唯一一个被新华社网站报道的创业团队。2014年VOCO拿到了百万投资，正式运作起来。

    为什么要成立VOCO？我们发现现在的潮流媒体过多地关注潮流的个性方面，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品质，以至于人们如今对潮流的认知停留在“大众”和“低端”，其      实潮流也存在品质。通过与一些“90后”朋友聊天，我们了解到大家需要一个引领品质潮流的先锋媒体，所以我们将VOCO定位于“轻奢”。因为轻奢是个性与品质共存，又没有时尚那么奢侈，更贴合我们的受众。一般人会将潮流和时尚混淆，其实它们是两种概念，我们把潮人到时尚菁阶分为三个阶段：潮流-轻奢-时尚。潮流的价格相对亲民，时尚相对奢侈，轻奢对于我们的定位人群来说刚刚好。

    VOCO的业务分为VOCO维可传媒、VOCO维可潮流公关、VOCO品质潮流社区三大模块，通过线上PC端、手机移动端与线下活动助力中国品质潮流文化传播与发展。VOCO成立时，知名歌手温岚、中国梦之声许明明、刘思涵等明星鼎力支持，纷纷发来祝贺VCR，祝VOCO越来越好。

    在创业过程中，很多人质疑我们的能力及我们对未来市场的判断，常常被打上“90后创业靠谱吗”等诸多问号。大学毕业后人们的思维定式就是找一份工作积累经验与人脉，并且某些投资人都不赞同大学生毕业后创业。假如有个好项目，我们为什么不去试试？在现在还有时间去折腾的年龄。我们并不觉得自己的经验少，由于接触社会较早，我们有自己的人脉与经验，这些对于目前的创业项目都有很好的助力。有时和有经验的创业者、企业家聊一聊所获得的经验会比自己在职场上奋斗几个月来得更快，与他们的每一次交谈都是一次成长。回去重新分析自己的产品，会走得越来越好。

    创业中的困难是不断迸发并且不可预测的，但是克服困难后你的产品就上升了一个台阶。我觉得大学生创业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大部分大学生都没钱，也不知道去哪里找钱，从投资人那里拿到钱非常不容易。VOCO成立之初，我们也有很多的不看好，被投资人拒绝、受人冷眼等。这个时候不能自暴自弃，而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分析投资人为什么拒绝，项目哪些地方需要优化等。投资人要的是资本的回报，不过在项目种子轮和天使轮阶段，他们更看重这个产品未来是否有规模，项目的执行团队是否有能力、配合是否默契。投资人有时也会因为喜欢一支团队而投资，所以要不断优化商业计划，多聊几次，你会越来越从容，成功的概率也就会更大。对于街拍这个新生事物，我们面临的困难是这个项目如何盈利，我们不断分析受众，了解他们喜欢和关注的内容，再通过运营实践来完善我们的商业模式。

    创业期间，学校和老师给予我很多帮助，包括发展方向指导、各种资源的支持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项目的发展。《创业计划训练》课也非常有用，它会提供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老师会将社会上的资源带给我们，比如政府的资金申报等，也可以获得一些启动资金。因为我是学广告设计与制作的，所以在品牌传播方面还可以学以致用。

     总之，创业是条漫长的路，需要不断地坚持，不断地积累资源以换取更大的平台，这样才会实现最初的创业梦想。

     （作者系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大三学生，90后大学生创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