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在进行一场航空乘务项目的比赛。
最近教育部明确说，600所近年来升格的本科要改办为技术应用型大学。这是职业教育一贯制的要求，为我们过去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命题。虽然上海的职业教育在培养质量、产学结合等方面居于领先，但仍然不能回避其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高职相对薄弱，导致职教体系整体有失衡的趋势。
以就业为导向的课改
上海的职业教育特点非常鲜明。这体现在学校的内涵建设上，其核心就是课程建设。这方面上海走在全国最前面。
上海的课程建设经过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按照能力本位思路进行课程建设。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人们认识到学校课程和实际用人需求脱节较严重，我们就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接触到了“能力本位的课程改革”（CBE），又把这些引进到上海。于是就有了中等职业教育的“10181工程”，即“10个重点专业”、“重点开发18门课程”以及“1个现代化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这是1990年代的课程改革。
第二个阶段，是从2004年到现在。2004年，上海出台了一个深化课程改革的行动计划，提出要开发“任务引领性课程”。我们现在把它归纳成“任务引领、项目驱动”的课程模式。这次课程改革，在全国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上海首批完成了66份专业教学标准的开发，涵盖了996门课程标准，编写了109册示范性教材，建成了92个专业的精品课程。这一轮改革，我们确定了五大改革理念，不少中职的教师都能背得出来，对学校专业教学的影响非常大。
第一条是，以职业生涯发展为目标，定位课程。上海的中职教育课程，基本出发点应该是促进学生的生涯发展。
第二条是，以工作任务为依据，设置课程。与过去根据知识边界来设置课程不同，我们不设置“工程力学”这种课程，而设置一项在企业里实际使用、操作的工作任务，如产品质量检测，以此将学校的课程和企业的工作任务更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条是，以职业能力为依据，确定课程内容。课程设置好之后，每年这门课程教些什么内容，需要根据职业能力确定。比如，做产品质量检测，相应所需哪些能力，要一条条梳理出来，每一条能力对应何种课程内容，是一线技术专家帮我们确定的。
第四条是，以典型产品为载体，设计教学活动。课程和内容定下来之后，教师怎么教这门课呢？我们要求，所有的知识和技能，教师都要以具体的产品为载体来教，要让同学去实践。
第五条理念也很重要，是以职业资格证书为参照，实现双证融通。也就是说，我们的标准不是学校闭门造车而来的，一定要和劳动局开发的职业资格证书对接。
这五条理念，是包括我在内的上海课程改革专家组的贡献。大家曾对此反复研究。就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五条理念是相当完整的。
应该说，1990年代“10181工程”的实施，让职业教育的课程有了很多突破，较有效地改变了课程理念。但我们也感到，很多课程改革的内容，没有很好地推进和深入，实际的课堂行为，还不能令人非常满意。因此，在后面这次改革中，我们强调，一定要抓课堂教学。如烹饪专业，过去教师上课，一上来让学生学刀工，要切菜，小孩子切着切着，就没兴趣了。现在课堂上教学生烧一个菜，在烧菜的过程中，他会体会到很多标准，比如萝卜要切到多细，在这一过程中掌握技能。
原来的课程，是先储备知识，再运用知识。教师会对学生说，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些东西有价值，需要学好，准备好了才能做。但最后准备好的时候，学生往往就快毕业离校了。而且，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还发现，尤其是对中职学生，不适合采取先储备再运用的教学方式，因为学生没有这种预见力，不知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所以，需要用任务引领学习。我们现在让学生一上来就接触第一线最鲜活的东西，由这些东西引领学生学习知识。因此，上海课程改革被称作“任务引领”的改革。效果总体非常好。
职业教育一贯制的挑战
前面的五条理念，总体是以就业为导向的，强调课程如何与岗位衔接。
最近明确说，600所近年来升格的本科要改办为技术应用型大学。这是职业教育一贯制的要求，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概念。让我们的职业教育不再是断头的，能从中职到高职再到应用型本科。也有说法，要将专业硕士甚至专业博士纳入职业教育范畴。专业学位教育是不是职业教育？这一点我持保留态度。但应用型本科属于职业教育，这是毫无争议的。
考试科目设置不合理
在这种改革中，如何看待中职、高职学生的升学和就业呢？从我个人从事的课程开发角度说，这是不矛盾的。无论高职还是本科，都要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理论上说，一个学生如果就业能力很强，他的升学能力通常也会很强；一个升学能力强的学生，必然是能够就业的学生。
但现在，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中职学生职业能力很强，却似乎不具备升高职和本科的能力；选择升高职、本科的人，其中一部分也是职业能力相对较弱而无法在就业市场上寻觅到好工作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考试上。当考试不突出专业能力、职业能力，而是突出文化课、理论时，这个矛盾就出现了。理想状态中，升学和就业应该是一体化的。如果一个高职学校或应用型本科学校，招来的学生本身就是从中职学校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那一部分，这个招生很难说是合适的。
考试的问题在于，科目设置不合理。或者是，科目设置本身看似合理，但后果不合理。比如说，文化课考试占百分之三十比重，专业课考试占百分之七十比重。形式上已突出了专业课，但实际上，职业学校的学生文化课程度很差，为了这百分之三十的分数，学生可能需要付出很大精力。因此，这很可能导致学校教学偏重文化课，把大量精力放在百分之三十的文化课上。因为专业课很容易拿分，学校有办法训练一个月就让你通过。
文化课是应该考的，不能取消。这件事情比较麻烦。我所说的第一点就是，中高职贯通的理想状态下，就业和升学是不矛盾的，之所以出现这个矛盾，问题在于考试制度。
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失衡
但中高职贯通这件事，的确会让我们产生一些新的思考。
我的基本想法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职业教育的体系框架，应当是纺锤形，中间大，两头小。纺锤形的中间部分应是高职。上海需要的一线操作人员培训，应该主要通过高职这个层面实现。这是上海城市定位的需要，也是个体接受教育的需要。
上面这头，是上海一定要积极发展的技术应用型本科。因为一些尖端的技术、高端服务业等产业，需要高技术（而非高技能）的从业人员来支撑，这些从业者不是通过学科教育培养的，而主要是通过技术应用型高校培养的。
下面这头，是中职教育。我认为，在上海，中职教育应逐步演化成以职业基础教育为主，很多专业应该是为升入高职、应用型本科打下知识和技能的基础。当然，中职教育也需保留一部分就业导向专业，因为有些专业实际上没有升学的对口专业，学完之后，就需要直接面向市场就业。
总体来说，我认为理想状态应该是纺锤形框架。
那么，现在上海职业教育的状态是怎样呢？是两头大，中间小。中职这头，招生规模与普通高中教育大体相当，生源一部分来自上海本地，另一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应用型本科这头，在全国比较有影响，比如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电机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都很不错。最麻烦的恰恰是中间的高职，这是一段软肋。学校普遍数量少，招生规模小，办学实力不强。
理想的职业教育体系，应该是中职升高职，高职再升应用型本科。但实际上，职业教育升学序列与普通教育升学序列并列存在。升高中比较困难的初中生，就到中职里去了。因为中高职贯通，一部分中职毕业生可以升到高职，而大部分高职学校招生，生源还是来自普通高中。而高职学生基本没有升上应用型本科的，因为考试上不去。应用型本科几乎都是从普通高中招生的。
现在高职升应用型本科这块正在搞试点，主要通过成人高校的途径，学历不衔接。正常的衔接是通过“3+2”，高职读三年，本科读两年。但这条路不是很畅通。“3+2”相当于一般的专升本，三年高职读完，还要参加专升本考试，再读两年把文凭拿下来。理想状态下，中职和高职、高职和应用型本科的衔接，应该是直通车。但原来的设计是以就业为导向，并没想到要贯通。现在要贯通，难度很大。
首先，应用型本科不愿招高职的学生。本科宁愿招普通高中的学生，不愿意招高职。能从高职升到应用型本科的学生，是非常少的。
我们现在做中高职贯通，很多高职学校也是咬着牙做的。一部分高职学校，把一些不好的专业、招不到生的专业拿出来，做中高职贯通，好的专业到普通高中去招生。人家还是喜欢普高的学生。
对中高职贯通这件事积极的是中职学校，它希望有中高职贯通的专业，以吸引较好的生源。但高职学校完全可以去普高招生，普高的学生文化基础比中职的学生好，因此高职学校缺乏设置贯通专业的动力。从政府的角度，设置中高职贯通，是为了通过这样的长学制，培养具备更高技能水平和更深专业理论知识的人才。这三方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当然，有些学生能把中职读得很好，但确实不擅长读高职。因为中职主要是简单操作，高职要面对较复杂的岗位，如汽车或精密设备的维修，以及高端服务业。本科要面对的岗位则更复杂。因此，合理的情况是：中职的一部分学生，适合升入高职，高职的一部分学生，适合升入本科；这个过程里又有一部分学生到市场上就业。
但在应用型本科、高职这两段，都有两种生源，又带来一个问题：如何达成两种生源的培养目标。从普通高中上来的学生，文化知识可以，但没有技能；从职校上来的学生，也不愿再重复学习已经学过的技能。比较理想的办法是，一届招两个班，设置两份培养方案。但事实上，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来自职校的学生和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人数很难刚好一致，分班会分不匀。另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实行选课制，把专业最核心的课定好之后，其他的通过选课处理，规定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必须多选些技能课，来自技校的学生必须多选些理论课，两边稍微补一补。
最后，我们还要发扬美国社区学院的那种精神。国人一般喜欢把美国社区学院比作我们的高职，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有很大区别。我们高职的主要功能是人才培养，而美国社区学院在人才培养之外，和社区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的高职顶多可以开放图书馆给社区，而美国社区学院是服务社区，社区居民对社区学院有主人翁精神。比如，社区居民开会，也会去社区学院，我们就做不到这一点，围墙围得牢牢的。我们也强调高职和社区的互动，但互动停留在如何服务产业发展、如何听取社区意见这些方面，做不到与社区完全像一家人那样。
高职相对薄弱
上海职业教育对人才的培养质量应该说还是不错的。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这一结构的失衡，应由目前两头大中间小的状况，转化为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现在这个形态，影响学生生涯发展空间。
中高职贯通的前提，是必须有高职学校。但目前高职学校数量不足，好学校也不多。几次中高职贯通做下来，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中职学校找不到高职学校。现在规定一所高职学校要“一拖几”，就是要让它带几个中职学校。三四个是合理的，可现在往往报上来就是“一拖七”、“一拖八”。
这样一来，在高职人才培养这个层面上就存在断档，因为有好多工作是中职学生不能胜任的。今年我们调研下来，很多行业明确表示，这个岗位必须是高职学生，不能是中职学生。比如轨道交通方面，司机、调度员，都不能是中职学生。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是，中职学生年龄太小，不成熟，万一出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高职学校的薄弱影响人才的供给。只有中职学生，没有那么多高职学生，企业怎么办？一些企业就去浙江、江苏，拼命招人。我知道的一个例子是大众汽车，它从浙江成批地招高职学生，为了保证汽车质量，企业也不会要中职学生。
另外，上海的高职学校中，民办的太多。人们对民办学校存在偏见，但民办学校自身也有问题。专业设置方面，民办高职学校所设置的，大多是服务类专业，是那种不需要花很多钱、一开就可以开很多班的专业，如工艺美术设计，主要内容就是画画。但如果新设一个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学校要买很多机床，一投入就是上千万，机床消耗很厉害，维护也要投入。民办高职学校大多对此不太乐意。
去年起，我在帮市教委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我们的规划里提到，上海的职业教育，一直在微观上下功夫，课程、教学、师资培养、实训基地等，做得很好也很踏实，但整个职业教育的结构，中职、高职、本科这三段，不是特别均衡。
上海的职业教育，优势在内涵，弱势在结构。如果大的结构失衡，内涵再足，效果也会难以展现。
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
职业教育对上海经济发展，应该说是功不可没。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首先需要一流大学，这样才有底蕴和积淀。但上海各产业的发展，也需要一线服务人员、技术人员，尤其在建自贸区后，上海在商业服务、金融、港口物流等方面的发展应该说很有前景，这些工作不能完全依靠外来劳动力。
其他地方也在发展，如果未来不再有那么多打工者来上海，出现劳动力空心化的情况，企业招不到合格的劳动者，怎么办？职业教育的特点是，学生学完后，基本是要留在当地、服务当地的，不像普通高中、本科的学生，学完很可能出国。所以，上海从长远战略看，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大力发展高职。
发展高职，一方面是满足家长对小孩受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学历越高，规范性就越强。一个人是用整个人在从事一项工作，而不是单纯用一项技能在工作。一个人的文凭、修养、学识，都会体现在工作中。不能仅用机械的、庸俗化的眼光去看待教育和产业发展的关系，不能认为职业教育只培养企业需要的能力就够了。教育反过来也会推动产业发展，丰富的高端技能人才，可以提升产业水平。
上海的职业教育，另一为人瞩目的内容，就是科研。其他地方的职业学校，达不到上海学校承接企业项目的水平。外地学校来考察的人，对上海职业学校的实训基地，也只有羡慕的份。
上海职业教育师资特别雄厚。全国有些地方，中职学校的毕业生，现在还能在自己所在学校当教师。上海这里，研究生是教师最基本的学历要求，很多教师有博士学位，还有些教师是从行业过来，有过企业工作经验。
上海职业学校办学比较专业化。产学合作不仅在学生实习、就业、教学层面，还有一批企业的专家队伍，持续参与课程开发。我们的专业教学标准，也需要行业专家来审。还有相对固定的专家，参加职业教育制定标准的活动。总体而言，上海职业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突破了物质层面，进入到智力层面。
这是因为，上海有不少职业学校是行业（集团）办学，如医药学校是医药集团的，交通学校是交通集团的。全国范围看，原先行业办的中专学校，有的后来升格成高职，留下来的就成为职业高中（“三校”指的就是中专、职高、技校），这些学校多数属于教育局，和企业已没有任何来往，在校企合作上是白手起家，因此需要政府推动。
而上海没有中职学校直接升格到高职的情况，只有一些中职学校是通过职工大学等渠道升格（编者注：如上海电机学院）。目前上海由老中专保留下来的中职学校，资产都属于行业，故而学生的实习和就业、请行业专家开发课程等合作都很紧密（编者注：包括上海电机学院在内的四所学校，资产最近划归教委）。
因此，上海职业学校专业划分也非常细。全国范围内，不少职业学校的名字都是模糊概念，比如杭州有所西湖职高，宁波有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光听名字，不知它是做什么的。而在上海，大部分职业学校的名字就对应了明确的行业，诸如建工学校、港湾学校、商贸学校、医药学校等。
全国许多地方，正考虑大力调整职业学校的专业布局。因为，大部分职业学校都是综合化的，同一个专业往往有十几所学校在开，比如许多学校都有汽修专业，但真正需要的专业却又匮乏。上海在这方面则不用花太多心思，布局较清晰，如医药学校和商贸学校，本身不可能有太多重合专业。当然，也不是说上海就没有集中开设的专业，如数控专业，就有很多学校在开。
上海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紧密，也与企业的经济实力有关。上海的企业经营相对较成熟，企业对校企合作有积极性。我们在和各行业接触时，感到上海的企业家，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往往对人力资源一事有清醒的认识，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员工，观察他们在工作过程中有哪些问题。上海的企业家会对我们明确提出，你们职业教育学校应该培养一些什么样的人才，我们的企业需要什么。而一些江浙乡镇企业的老板，对他讲产学合作，他的反应就像听天书一样。
应用型大学：
提高职业教育地位
上海早就意识到了技术应用型本科的重要性。教育部这次说，600多所高校要转为应用技术型大学，其实要的是技术应用型本科，而不是说要把学校降等。全国高职学校多的是，干嘛要把高校降等呢？
如果要把高校改成应用技术型大学，也不好一刀切，有些专业适合改，有些不一定适合改。汉语言文学没法改应用型，但机械专业可以改。原先高校对机械专业的定位可能是机械设计，培养机械设计师这类工程型人才。实际上，企业不一定需要大量机械设计师，但需要大量的工艺师、设备维修维护人员，后者就是应用型人才。
社会的人力资源是一个大的系统，人才有各个层面。比如修一座大桥，有人做规划，有人画施工图，有人去勘测，有人到现场组织施工，有人具体操作混凝土和钢筋。如果再往上走，还有人研究工程力学，最最上面则是基础科学，如物理化学等。所以，转为职业学校的学校，要看它怎样定位自己。
我始终觉得，要把一类教育办得好，一定要突出特色，重在给社会带来什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简称“MIT”，中国人将此翻译成“理工”，仿佛很高级，可“MIT”中的“Technology”就是技术的意思，这个名字本来是技术学院。在技术人才的培养梯度中，这所学校做到了世界知名。但我们这里，为了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水平，会把自己拼命往上拔，好像学校培养的人才所在梯度越高端，这所学校就越高端。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里还有一些很奇怪的概念是，教育问题所在的梯度越高，相应的研究者的水平也就越高，比如，研究高等教育的似乎就比研究职业教育的水平高，其实这只不过是问题领域不同，研究者的水平应该由研究出的成果决定。
我觉得，这600多所高校如果有远见，应该要意识到，国家把它们划出来，改成应用型本科，很可能会有配套措施，会追加投入。以财政政策来引导，是政府常采取的方式。在原先的高等教育梯队中，你是小弟弟，前面有许多老大哥，争取不到资源。而高校如果加入职业教育梯队，后面的高职、中职就要跟着你这样的应用型本科来走。
这就是中国人说的鸡头凤尾，看怎么选择。做鸡头，若能把它做实，也是有好处的。国外很多大学的发展路径，都是先提升自己为社会服务的能力，然后逐渐为社会所认可，自己等级最后也就提升了。这600多所高校的领导，应该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不能因为眼前一点面子问题，而看不到长远发展。职业教育是对经济发展贡献最直接的一种教育，没什么不好。
还有很多外省市职业学校的校长和我说，有些本科生找不到工作，会去他们学校重新再学习，重新就业。其实，即便有这样的案例，也不能说明人们认识到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对于就业，职业教育肯定有支撑作用，但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先把大学读完，拿到一个学历，然后再学一门手艺。他们并不排斥职业教育，但需要拿到学历，取得类似敲门砖的东西，在这个框架里获得相对自由的地位。
这也是我们要把职业教育提高到本科层次的一个出发点。中国毕竟是学历社会。没有办法，强调应用型本科，也是提高职业教育地位的一个途径。
缺乏专业设置规范
有些人做了大量研究，发现大多数职业所需要的能力，都是半年训练就可以培养出来的，根本没必要实行这么长学制的职业教育。在国际上，这个问题也很有争议。实际上，学历是一种身份。教育年限的设计，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需要，其中不仅有岗位技能的实际需要，还有个人发展的需要、地位实现的需要，等等。
不过，归根结底，我们缺少的是设置专业的规范，不知道究竟哪些应该作为专业来设置，哪些应该仅作为培训内容。比如，我从来就不认为烹饪专业需要作为职业教育中的一个专业来设置。
中职学校报一个专业，是缘于其自身的考虑，比如要迎合学生、家长的心态，而不一定有对专业设置的全面宏观思考。学校会认真去把握市场上的人才需要，而不太会考虑，为满足这种人才需要而开设一个专业，这本身究竟是否合适。
因此，需要做好学校的专业目录，做好学校对专业的审批。这两块内容很重要。专业目录是教育部设定的，各学校依照这一目录来开设自己的课。这里也不是上海本身的问题。
家政服务是否适合作为一个职业教育的专业来设置呢？肯定有很多人会说，家政服务不适合。但我们在与家政行业的行业专家深入分析以后，感觉这是要专业化的。按照行业专家的理解，家政服务不仅是带孩子、扫地、烧饭，还是老年护理、小孩早教。这么复杂的事，肯定需要学校教育。
还比如呼叫中心专业，电视机坏了，用户就要给企业的呼叫中心打电话，服务人员需要解释许多东西，如果没有专业知识，是解释不好的。有人说，通过短期培训也可以上岗。但这个行业的人认为，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如果解释不好，会给企业带来很多麻烦，包括政府的窗口服务也对应呼叫中心专业。
因此，对于开设一个专业，我们现在的要求是，一个学校说自己能办这个专业，就要把课程全部开发出来看看，我看了之后，内容说得过去，能把教学计划排满，而且你教的东西确实是学校应该去教的，那我就会同意学校开这个专业。
其实，开设专业还是需要制度化。现在确立一个专业是否要开设，随意性较大。我们做新的专业目录，也是从上到下一次性搞起来，而不是时时常态性更新。
德国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更新，就是常态化的。德国有专门的联邦职教研究所。修订联邦教育培训条例，是他们常规和长期的工作。职教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会保持观察，发现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后，会去进行调研、分析，看这个职业是否可以通过人才迁移满足。如果可以通过人才迁移满足，就不需要再开专业了。
比如电子商务，原本可以通过人才迁移满足。我认为电子商务没必要设置为专业，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再学一点计算机就可以了。当时，学校一窝蜂都开电子商务。之后大家才看到，这个行业里不需要这么多人，其他专业毕业的人也可以从事这项工作。现在电子商务专业已被列入就业最差的几个专业之一，被亮红灯了。
德国职教研究所对专业进行评估后，如果认为有必要开，就会把专业开起来。所以，德国的专业目录一直处于修订状态中。不像我们，对专业目录三年、五年一修订，不修订时就不管。说到底，规划、设计、决策都要建立在对职业教育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凭主观去操作。
不过，即便如此，上海职业教育绝大多数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也都处于缺人状态，中职和高职都是如此。长期以来，总体形势是技工荒，企业找不到干活的人。我们在生活中也会感觉到，现在的劳务工资很高。比如，上海奇缺酒店服务管理专业的人才，小孩子不愿做，家长也不放心，所以就招外地的三校生过来。还有旅游管理、医护，都需要招大量外地打工者。一些需要吃苦的行业，比如机电，人手同样很紧缺。
中职学校报给我们的就业率，都在95%以上，总体态势是供不应求。目前的态势是，大学生就不了业，研究生可能也就不了业，但中职生肯定能就业，而且待遇和收入不一定比大学生低。
有一些行业，说自己的人才很紧缺，比如管道工、给排水。而实际上，这些技能不应由学校培养，用人单位找人短期培训一下就可上岗。但职业教育中，又有一些专业，明明就业比较难，毕业生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学生还死命地考，比如说会计专业，又比如计算机。
中高职学校的校长也会说自己服务产业，但他们比谁都清楚，重要的是家长怎么看。所以，财会专业就业明明偏难，学校还在拼命招生，因为家长喜欢小孩去读这个专业。问家长为什么要让孩子读这个专业，家长就说：读了再说。家长是这种心态。
项目制投入：
消耗教育教学大量精力
我们的工作需要进行系统化和制度化，而不是项目化。目前，职业学校中大量的事务是被项目化的。要等项目发布出来，大家才去做。先规划，再出台项目，根据项目拨款，等到钱用完了，这个项目还有没有人管，就不知道了。
上海这方面还算经费充裕。但是，包括课程改革在内的工作，其实应该是常态的。项目制的问题是，因为是预算制，有钱时要拼命花，后期就不能持续。比如，一个项目刚批下钱的时候，大家都死命地买硬件设备，这样一来，把运行成本提高了，后面的运行维护，往往要投入更多钱，但这时项目可能已经结束了。这是我们教育投入机制中比较大的问题。
教育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今年就规定各个地方，一定要确立职业教育的生均经费。很多省份连生均经费都没有确定，目前定下来的只有十几个省份。
我们的想法是，应该尽量降低项目化的投入，不要去搞运动式的突击花钱，要稳定下来。既然已经确定教育经费占GDP的4%，应该有一个长远规划，看看哪些经费是可以持续下去的，把它纳入生均经费中。教育部已经在做这件事了，这是好的。
同时，我认为应该再继续减少项目化投入的经费，否则不仅会使资金的利用率低，也让学校因准备材料、验收、评审、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等这些不必要的工作而感到忙碌和疲劳，使校长无法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对教学工作的思考上。这是比较致命的问题。
检验学校教育的唯一标准，是看学生的收益。但现在的情况是，因为要对学生进行教育，而衍生出其他内容。项目制就是其中之一，让学校不得不为之付出大量精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句话提得很好：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在其他领域，改革的眉目越来越清晰。可职业教育这边，我们的感觉是乱，各种活儿很多，但有多少是大家真正愿意去做并能做好的？这方面，也不光是职业教育有问题，整个教育领域可能都差不多。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本文由王昀采访整理，经作者审订。）
